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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

发布日期:2005-11-23 14:59:00

董必武

 

董必武(1886~1975年),幼名乐益,辈名贤琮,学名用威,字洁畲,号壁伍。辛亥革命前后,用谐音“必武”,寓意革命“有文事必有武备”。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自幼随父读经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秀才。宣统二年(1910年)毕业于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汉求学期间,开始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消息传到黄安后,日夜兼程赶赴武汉,供职于汉口军政分府军需部。10月中下旬,革命军与清军激战于刘家庙、三道桥,董专事运输粮秣械弹供应前线。11月,参加武昌保卫战,任青山至金口分区兵站秘书。12月,改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掌管关防,分配各课文书。次年9月,升任财政司总务科长。此间加入中国同盟会,当选为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会评议员。

“二次革命”失败后,于1914年东渡扶桑,考入东京日本大学法学部政治科。不久,谒见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奉孙中山之命归国返汉,密谋军事反袁。1917年2月再度赴日本结束学业。归国后,投身护法运动,曾往鄂西参加护法军事斗争。

五四运动后,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各种新思想的书刊,对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深以为然”。1920年3月,在武昌创办私立武汉中学。同年夏,应李汉俊函约,邀请陈潭秋、张国恩、赵子健等人在武昌筹建共产党组织。秋,与陈独秀派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的刘伯垂一起积极筹划,于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下段)董的寓所召开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会议。此后,参与领导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展活动,积极开展调查工人状况的活动,参与发起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武汉中学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1921年7月,同陈潭秋赴上海,代表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张国焘、李达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与李汉俊一起起草大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8月,赴鄂西,联络鄂西自治军和川军武力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翌年5月返汉后,在武汉中学、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启黄中学、旅鄂湖南中学等校任教,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与此同时,发动师生开办工人识字班和平民夜校,在武昌纺织工人区建立工运据点,又派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

1923年春至1927年夏,历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湖北地方执行委员会、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湖北省委员会执行委员,党内分工主要从事国民运动,致力于建设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工作。1924年4月,参加筹建中国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次年7月,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党部常务委员。不久,辞去学校教职,从专事国民党党务。1926年1月,作为湖北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3月,创办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楚光日报》,任经理。4月上旬赴广州,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湖北策应北伐的工作建议。5月,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抵制蒋介石炮制的《整理党务案》。7月,任国民党湖北特种委员会主席。曾率领湖北各界代表团前往长沙欢迎北伐军;北伐军兵临武汉时,策动湖北军阀刘佐龙反正,为北伐军占领汉阳、汉口创造了有利条件;武昌围城期间,组织在汉口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监委员成立驻汉办事处开展工作。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设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于武昌阅马场红楼;负责创办《汉口民国日报》,任经理;积极支持毛泽东在武昌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到工人运动讲习所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授课。1926年12月13日,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员。

1927年1月,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常务委员,主持湖北省党部工作,曾参与领导武汉人民以收回汉口英租界为主要目标的反英运动。2月,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联席会议上,提出“恢复党的权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的主张。3月,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紧急会议,讨论处理阳新、监利等地土豪劣绅屠杀工农民众的惨案的问题;主持省党部讨论通过《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亲自提交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批准施行;在国民党中央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的,会议上,要求严惩凶犯。不久,又组织湖北省党部查办麻城惨案委员会,协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300余名武装学员前往麻城,镇压土豪劣绅的武装暴乱。3月31日,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作出决议:呈请国民党中央免除蒋介石本兼各职。四一二事变后,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要求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毅然加以处置,以申党纪”;与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39人联名通电讨蒋。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成立,任省政府常务委员兼农工厅厅长。月底,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七一五事变前夕,辞去本兼各职,辞职书云:“日来工会之被蹂躏者,时有所闻,农民之被屠杀者,无地蔑有,听之不忍,救之不能,既不能奉行钧府法令,复无以慰地方人民”,“惟有辞职”。同年12月中旬化装成水手,乘轮离汉。

1937年9月,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党内职务为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回到武汉,指导湘鄂赣、鄂豫皖等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提议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集中组编为新四军;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筹办《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营救10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出狱。12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民运部长,次年7月,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此间,发动、组织国民政府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广泛联系国民党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接待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积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指导、帮助中共湖北省委先后在黄安七里坪、应城汤池、河南鸡公山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准备干部;担任《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亲临湖北黄安七里坪、安徽舒城东蒋冲新四军第四支队部,检查该部改编情况,并督促该部挺进敌后;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指示湖北省委加强农村工作,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武汉沦陷前夕,又指示省委转移干部到农村,准备发动敌后游击战争。

1938年10月初,奉中共中央指示到重庆,主持中共长江局党报委员会及第十八集团军重庆通讯处的工作。后历任中共南方局常委、书记及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书记,并出席国民参政会。1945年4月25日,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赴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3月奉命飞抵武汉,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解决中原解放区粮荒问题。4月,在汉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政府军队对中原解放区的蚕食和封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代主席等职。1954年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和修改工作。曾多次到武汉视察工作。

主要著作收入《董必武选集》,诗作收入《董必武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