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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20年)

发布日期:2005-12-06 16:05:00

2月1日,由恽代英、林育南等发起,有李书渠、廖焕星、肖鸿举等11人参加的利群书社正式成立,租下武昌胡林翼路18号开张营业。该社以互助社为核心,同时吸收了日新杜、辅仁社、健学会等团体的大部分社员,最初是一个具有“工读互助团性质”的武汉各进步团体的结晶体,是一个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的雏形。它的主要活动是经售各种新书和进步报刊杂志,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共产党》、《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作为书社成员探讨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的园地。同年冬,恽代英等人在武昌大堤口创办利群毛巾厂,利群书社大多数成员在厂内半工半读,“实验新生活”。利群书社不但是传播新文化的场所,而且是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不但是新文化运动中湖北地区最大最有影响的一个社团,而且逐步成为长江中下游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利群书社的成立及其可贵探索,是武汉知识青年在五四运动后进一步觉醒的重要征兆。

同日,《少年世界》第1卷第2期发表了梁空的《武汉工厂调查》。文中列举了汉阳铁厂、武汉造币厂、粤汉铁路机器厂、京汉铁路机器厂等工厂工人的人数、工资状态、做工时间,并简介了汉阳铁厂历史上的两次罢工。这是武汉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后深入工厂,接触工人群众而产生的最早的调查报告之一。

2月4日至7日,陈独秀应武汉教育界邀请来汉讲学。先后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汉口堤下段保安会及小关帝庙、文华学校等处作了演说。他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说中,提出要改造当今的社会,必须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应归为社会的共产。同时必须树立革命的信仰,研究社会改造的方法,以免蹈辛亥革命的覆辙。在题为《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说中,提出教育要趋重社会,要注意启发,要讲究实际应用,并强调工商业和交通发达的武汉“将来必为全国最重要之区”,提请武汉进步知识分子“必须特别注意”。陈独秀所宣传的思想理论,在武汉的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3月,由董必武创办并担任实际负责人的私立武汉中学在武昌涵三宫正式建立。创办过程中,为便于立案,董必武等特意物色原在中华大学任教的刘觉民任校长,推湖北省议会议员、著名教育家郭肇明为董事长。开学后董必武、陈潭秋等一起团结所有进步教师,在办学中实行了一整套新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如男女生同班,国文课讲授白话文,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启发学生的革命思想,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促进学生注意国际国内的时事问题。当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开始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后,他们更加“有意识地学习俄国革命,以武汉中学为据点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李汉俊、陈荫林、恽代英、刘子通、黄负生等均到该校任教或演讲。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武汉中学遂成为武汉地区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先进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

春,恽代英离汉去京,接受少年中国学会委托,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4月4日,施洋、邱子嘉、李书渠、包惠僧、恽代英等数十人发起湖北平民教育社。在此前后,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钱介磐等发起组织了新教育社、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并出版了刊物《新教育》。他们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办起了劳工学校、武昌女子补习学校、识字班、平民学校,以工农群众及其子弟为主要对象,开展纯义务性的教育活动,进行文化教育和宣传进步思想。

4月14日,湖北各界联合会发表《对德俄外交意见书》,主张中国政府承认苏俄劳农政府,与德国恢复邦交。

5月18日,陈学渭等发起的、以“本互助精神,切实做人和研究适用的学术”为宗旨的武昌人社正式成立。

6月1日,《少年世界》第1卷第6期刊载了王崇植的《武汉工厂纪略》。作者虽自认为考察的主要问题是注意在机器上,但却在不多的文字中披露了工人劳动环境之恶劣,如“据云汉冶萍公司包括矿工、机匠等每天平均约有一人死于非命”;财政局造纸厂“面粉的氯气和破布里秽气及微生物,处处足以丧人性命”;湖北水泥厂“满屋都是尘埃,呼吸了进去很有机会生肺病,工人的生命难免不短促”。

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约他们在武汉进行建党活动。与此同时,刘伯垂途经上海被陈独秀吸收入党,并受其派遣回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刘伯垂返汉后分别与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商议,对建立武汉共产党组织,取得了一致意见。

秋,由刘伯垂主持,有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参加的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会议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里召开。会上,刘伯垂报告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经过和组织情况;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讨论和学习了《共产党宣言》。通过讨论和学习,与会者明确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理想、主张和组织原则,决定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并规定了党组织的工作纲领和组织生活制度,选举包惠僧为负责人。会议还决定租用武昌多公祠5号为机关部,门口挂刘芬(刘伯垂)律师事务所招牌,以作掩护。l921年初,包惠僧去上海,武汉党组织的工作由陈潭秋负责。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很快组织了以党组织成员为主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组织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在知识青年中传播新思想,同时决定深入纱厂、铁路、码头,从社会调查入手,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

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登载了刘云生的《汉口苦力状况》和文华大学学生的《武昌五局工人的状况》。其中《汉口苦力状况》一文详细叙述了汉口码头搬运工人的来源、苦难生活状况及致死的各种原因,指出“汉口劳动界最苦者,莫若于驮货一类;人数既众,生活尤难,自生自灭,若异类之不如。彼等所受之苦痛,实人生之最难堪者”。

9月26日,由陈学渭、林育南等发起的,以改造社会,改造自身,强调为乡土服务(即乡村运动)为宗旨的诚社正式成立。

10月10日和15日,《东方杂志》第l7卷第19、20号连续发表恽代英译文《英哲尔士论家庭起源》(即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关“家庭”的部分)和“译者志”,首次向中国人民推荐了恩格斯的这本著作。

11月7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在武汉中学召开。会议由包惠僧、董必武、陈潭秋、郑凯卿、赵子健、张国恩、刘伯垂、李书渠等发起,出席会议者共有18人。会上李书渠、董必武、包惠僧等先后讲话,指出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理论,实现自由和平等,消灭资本主义,在教育事业中显示首创精神,鼓励团员们向旧世界宣战,奔向光明和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会议确定团的名称为“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其宗旨为“研究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并规定了团的组织制度,推定包惠僧为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不久,汉口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1月l4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9人。会上,刘伯垂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发言,介绍了阶级斗争的产生及剩余价值的理论,指出要不给资本家掠夺剩余价值的可能,必须组织总罢工;但由于罢工期间工人生活来源是重大的问题,因此我们这些“领导者”应当尽快地获得知识,研究社会主义和组织联合会的方法。董必武介绍了武汉工人的组织状况和近期发生的一些罢工的情形及原因。

11月,国内思想界展开了关于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争论。陈独秀在批判张东荪改良主义的同时,在《新青年》第4号上撰文尖锐批评了恽代英在《互助》第l期上发表的《未来之梦》,指出其企图避免用革命手段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希望通过“共同生活的扩张”和在乡村发展教育、实业,从而由经济方面压服资产阶级,使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的思想,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这一批评使恽代英及利群书社其它成员的思想受到了震动,促使他们从空想中醒悟。

冬,李汉俊从上海回鄂省亲,在汉向武汉共产党支部成员讲授唯物史观,介绍社会主义各流派,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