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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度过真空期

发布日期:2009-05-16 11:07:00

武汉解放前夕,我党江汉城工部余杰、邱肱良等干部,从联系国民党政府中的要员张式训、谈瀛、吴先铭、郑桓武、吴忠亚等开始,应用他们的职位、社会、历史关系,重点策反汉口市警察局长李经世、保警队长胡武、湖北省会警察局长胡慎仪等弃暗投明,采取爱国行动。刘一龙、刘建章等党员,广泛发动在警察局所属各分局中所联系的中下层警员,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反南逃、反破坏、反混乱”的激烈斗争。

解放军进城后,两局完整无损地将所属员警、文件、档案、枪支、弹药、服装和公物等,一一点交新政府。省会警局、汉口警局的起义,为和平解放武汉、维持城市秩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接管大武汉:旧貌如何换新颜?

【综述】

武汉解放前夜,白崇禧严令工厂、学校、机关、银行等紧急搬迁,同时拟定破坏计划。对此,我党地下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策反和统战工作。据统计,在解放前的武汉,我党有4级11个城工部,共派遣人员与城工关系约有2800人。他们在武汉军政上层、工商界人士,在学校、工厂、情报部门等广泛展开反搬迁、反破坏活动。没有他们,5月16号回到新中国手中的武汉,将不会是一座大体完整的城市。

解放后,军管会专门成立了物资、交通、军政、文化接管四个部,展开了为期四个月的全方位“大接管”。面对“共产共妻”谣言、封建把头以及敌人对各类设施的破坏等诸多困难,能否顺利推动城市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大考验……

抢修抢修

5月16日17点,张林苏和丈夫刘惠农(时任辽宁军区副政委,1956年任武汉市市长)随大部队进入武汉。她看到的景象是,大一点的船只都被国民党带走了,招商局有95艘船只被带走,留下的大吨位船很少,从江汉路到民生路十几个码头的趸船,全部被炸沉。新中国接管的武汉,已是满目疮痍。

当时刚刚28岁的张林苏,从哈尔滨道里区组织部长的位置上匆匆南下,负责武汉的航运工作。“刚解放,人人都有高昂的热情,加上我们定下来‘原职原薪’的政策,交通部门的重要业务人员都稳定下来,忙着出力气。”码头的抢修和船舶的修复都在紧张进行。但是摆在眼前的困难却是他们远没有预料到的。

封建把头公然叫板

张林苏介绍,“我们很快发现,旧势力不清除,码头就难以顺利生产。据统计,武汉总共有3万多名码头工人,当时码头的把头就有600多人,他们各有势力范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常常鼓动码头与码头之间、码头工人与外来劳动力之间发生斗殴。”

张林苏的第一个岗位是航政局秘书处的副处长,不久她去了招商局,任党支部书记、人事科长,“去了才知道这工作有多难做。”

当搬运工都要交份子钱,否则无法立足。而且,上下沟通一定要通过把头,“我们手里有码头搬运工的名单,可是这些名单全部是由把头上报给我们的,里面有很多人已经死了,可还是照领工钱,许多干活的人不能用真名,有的人顶着死人的名字已经干了10多年的活。

“我们就安排工人们按照真实姓名登记,结果布告刚贴出去,祸事就来了。一个40多岁的把头冲进我的办公室,二话不说就破口大骂,骂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凶、还坏,国民党还没有搞工人登记,这不就是逼着他们这些把头没饭吃吗?”

张林苏低头做手头的工作,等把头走了后,她直接去找了工会,在工会支持下,召开大型的批判封建把头会议,把头的控制力量才慢慢削弱。

张林苏的丈夫刘惠农是军管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交通接管部部长。她向记者讲述,在接管过程中,“刘惠农自己带着干部职工疏通长江航道,修理船舶,还把最大的民营企业民生轮船公司团结起来了,首先着力让沪汉线通航。”

武汉最早的海员招待所也是刘惠农带领人盖起来的,“他分管交通工作,对这些常年漂泊在船上的船员有感情,当时武汉的海员招待所还配有游泳池,算是当时最好的房子之一。”

男党员禁止和女工交流

杨金英5月16日到达武汉时刚刚20岁,她从大连随南下干部大队来到武汉,被分配到武汉市电信局做接管工作。

当时的电信局有近千名职工,其中男同志中有大量国民党员。在职工中流传着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谣言。那时候,电信局里的女职工很恐慌,她们以20岁左右的未婚青年为主,对共产党抱着怀疑的态度。很多人留着卷发,但解放军还没进城,她们就把头发拉直、剪短,换上蓝布衣服。

组织上派了她和另外两个女同志,负责做女职工的思想工作,和她们吃住在一起;派去的10位男性干部禁止和女职工说话,避免后者产生疑虑。

杨金英和职工们一起排演《兄妹开荒》、《黄河颂》等舞剧,男女同事共同参与。在轻松的活动中,他们对共产党员的一言一行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谣言不攻自破。不久,姑娘们美丽的卷发又都流行起来。

职工还担忧会精简人员。“为了稳定民心,我们提出’原职原薪‘政策。他们过去吃饭是食堂送到每个人的办公室,我们也尊重他们的习惯,把饭送到楼上。他们在饮食上也没有感觉到不适应。”

到10月份,电信局的接管工作基本完成。

【记忆】

40军118师营长赵兴元老人回忆说:武汉解放后,我们118师担任接管任务,临时从地方拨给我们营一辆卡车执勤,司机是个武汉人。天热,南方人习惯在外边睡觉,那司机就在卡车上睡。第二天早晨起床后,见那司机在车上挂个蚊帐。这是个什么东西呀?我觉得挺新奇,左瞅右瞅,也看不明白。从山东到东北,哪见过蚊帐呀?

通信员也起床了,那脸上、胳膊上红红的都是疙瘩,我说你怎么了?他摸摸脸,说,营长,你也一样呀。我也摸摸脸,那脸疙疙瘩瘩的,这才觉得浑身这个痒呀。回到屋子里,见墙上那蚊子呀,一个个肚子都喝得鼓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