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历史变革中的辩证法

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7月2日第15版

作者：陈先达

历史高度决定思维深度。当代中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站在历史新方位回顾中国近百年来伟大社会变革，反思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迎接强起来的历史过程，如高处之俯瞰来路，可以深刻把握中国历史变革的规律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研究中国近百年变革的历史辩证法，可以提高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性。回溯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满怀信心地继续走在近百年奋斗筑就的历史之路上。

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转折

中国近百年历史，从纵向看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迎接强起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各个阶段有其独特的历史内涵和历史使命。它们不可分割，一个阶段为下一个历史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台阶并提出了新的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既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又有重要关头的伟大转折。连续性和转折构成中国近百年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一个奋斗接一个奋斗的历史途程。贯穿这三阶段的主导思想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领导核心则是中国共产党。

“多难兴邦。”中国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民族苦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后，终于站起来了。这有其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规律具有普遍性，但规律起作用的条件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从普遍性角度说，生产关系改变的合理性，必须建立在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已经在母胎中成熟的基础上；从具体性的角度说，由于各国社会的发展程度和历史条件不同，生产力需要发展到何种水平，生产关系才不能容纳它继续发展，这个条件是具体的历史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但它的生产关系仍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余地，因而它们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可以进行自我调节，这是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时时发生危机和冲突，但至今仍然没有发生马克思曾经预期的社会革命的原因。按照马克思主义对两个必然性规律的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历史的终结，但社会变革的时间、方式和途径则要视各国具体条件而定。

中国革命必然性和合理性根据在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社会基本矛盾，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水平并不是衡量中国革命是否合理的标准。革命是具体的，发生革命的国家也是具体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辩证法的灵魂。旧中国生产力落后，但旧中国的生产关系更加腐朽，它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其突出表现就是中国自身的民族工业处于衰败的困境，民生凋敝，国弱民穷。而建立在这种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其政治代表是腐朽的统治者，而政府则是最腐败的政权。这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发生革命却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因。穷则思变。旧中国的穷，表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中国社会自身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激化，才是中国革命必然性的内在根据。

中国的站起来不仅决定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还决定于有无革命政党和自觉的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因素。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有民族生命力和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民族，当近代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如此尖锐且无法解决，致使中华民族陷入存亡绝境时，必然会从这种矛盾中产生一种相反的积极力量，产生历史杰出人物和运动，力挽狂澜，救民族败亡于水深火热之中。李大钊先生就曾经说过：“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

中国之所以会产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胜利，正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经历28年艰苦奋斗，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诞生的前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对各位出席会议的代表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历史的辩证法往往表现为历史的连续性和因果性。如果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建立一个独立自主，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新中国，没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不可能在几十年后出现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改革开放，由站起来过渡到富起来的阶段。同样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物质积累和经验积累，没有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理论，就不可能继续开启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就是因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不可能跳过任何一个阶段。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内在关联性和因果制约性。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逻辑表明，没有站起来就不可能有富起来，没有富起来就不可能有强起来。我们应该从规律性高度理解它们的关联性。割裂对三个阶段连续性及其重大转折的理解，就不能理解中国近百年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及其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新境界，已经通过事实本身证明了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连续性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伟大创举。

对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的历史连续性和转折关节点的辩证理解，不仅关系到对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评价，而且关系到我们的历史观，关系到中国近百年历史的规律性和可理解性。任何把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都不可能理解改革开放是在什么基础上展开的。如果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没有建立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就缺少经济前提和政治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前后历史不能对立的观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充满哲学智慧和政治智慧。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用飞跃来形容站起来的伟大意义，不是偶然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因为它为中国以后发展开辟了最美好未来的前景，而不是某些人描述的中国跌入了一个阴暗世界、悲惨世界、专制世界。极少数人刮起民国风甚至北洋风，称颂和留恋那个时代是不可取的。其实，连有见识的西方学者都承认改革开放前后不能绝对对立。英国学者斯蒂芬•佩里在回答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时涉及这个问题。他说：“有人试图将新中国分为邓小平之前和之后的时代，这样做太简单化了。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我会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现代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包含了之前很多年的努力和试验，例如如何保持中国的统一，如何应对贫穷、重大疾病及教育与医疗资源的匮乏等。没有这些铺垫，改革开放是不会在那个时间点发生的。”

三个阶段不可分割，还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有些学者说，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踏上了现代化之路，是中国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按照他们的观点，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中国照样能够实现现代化。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妄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旧中国，在强大的帝国主义经济支配下，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极其有限，根本谈不上中国自己的工业化。这一点，凡是读过茅盾《子夜》，知道主人公吴荪甫命运的人都能懂。没有革命的胜利，没有中国站起来的历史大转折，在一个没有国家主权、没有民族独立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纯属梦想。四个现代化是在中国人民站起来后提出来的国家战略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在中国强起来后提出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殖民化不是现代化。即使在有些被殖民的国家会出现一些新式工业和进行一定的基础性建设，那是服务于殖民者获取利益需要的工业和基础建设，而不是为了被殖民国家的现代化。中国有段时间曾出现过“如果中国被殖民三百年，早就现代化”的荒唐言论。现在还有人以不同方式继续发表这种谬论。这是根本不懂国家独立和现代化之间关系，更不懂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分割关系的无知之言。一个被压迫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正如带着镣铐的人无法跳远一样。

从辩证法角度看，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分割，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环。这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创新的辩证法。

历史在解决老问题提出新问题中前进

马克思曾经说过：“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的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其实，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规律同样如此。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正式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解决了一个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所没有解决的老问题，解决了长期纷争不休的中国向何处去、出路何在、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的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解决中国出路问题不是维新、不是变法、不是改良，而是革命。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才能探求到中国的真正出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

站起来后，解决了中国出路何在这个老问题，又须面对如何收拾国民党丢下来的烂摊子，使中国很快摆脱一穷二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富起来，甚至强起来的新问题。这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多个领域建设的问题。这是中国站起来后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热切期望。如果中国通过革命胜利只是在政治上站起来了，而不是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开始朝富起来、强起来的方向前进，那何必革命呢？革命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30年，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建设迈进的历史时期。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来说，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始初阶段，必然具有任何事物在始初阶段所具有的不完善性和不成熟性。“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是规律性现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是在没有自身建设经验中摸索前行的。再加上曾经发生的“左”的错误，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瓶颈期。其深层原因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自身提出的新问题：人民生活贫穷是社会主义社会吗？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吗？中国社会主义能在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公有制的基础上继续获得活力吗？改革开放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对前30年存在的问题和体制性缺陷寻找新的答案，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意基础，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它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新局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新境界。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从政治上扫除了继续前进的障碍，可思想往往落后于现实。从政治逻辑和思想逻辑辩证关系来说，政治格局的改变可以一夜之间实现，可思想解放更为困难。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到了思想大解放的作用。正是在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恢复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重新获得了新动力和勃勃生机。

从历史逻辑来说，头30年的成就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基础，而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体制性缺陷又成为继续发展的障碍。这些障碍成为为什么要改革、改革什么，为什么要开放、如何开放所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正是对前一阶段存在的问题的总体性的提问，而这个提问中包含经济、政治、思想和体制多方面丰富内涵的展开。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单一公有制转变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等等，中国经济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现在的中国。我们热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原因正在于此。历史逻辑、政治逻辑、思想逻辑的统一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呈现。

富起来，是对4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标志性概括。的确，改革开放使中国开始富起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富起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强起来的新阶段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积累的财富，我们不可能在国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以及扶贫脱困方面投入大量资金。民生是立国之本，人民生活的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硬实力，也是软实力，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说，富起来使站起来站得更牢。富起来，也使强起来成为可能。经济是基础，是综合国力最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是举世瞩目和公认的。我们用40年走过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达到的大体相当的发展水平。

历史发展是辩证的，只要发展不要问题是不可能的。在站起来的阶段，我们解决了民族独立的问题，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道路，但我们的人民生活还比较清苦，并且体制上也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和缺陷。这些问题，在富起来的阶段通过改革开放得到较好解决。但富起来有富起来的问题，我们开始在总体上摆脱贫穷，原有体制的弊端得到调整、新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充满求富、奔富的活力。但在迅速发展中又积累了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包括政治生态中贪污腐败现象多发、自然生态中环境破坏严重、文化生态中理想和信仰的缺失、社会生态中贫富分化悬殊，等等。这些问题是埋伏在强起来之路上的隐患，必须在强国之路上得到解决。

强起来要主动解决富起来留下来的旧问题，积极破解强起来的新问题

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问题：穷有穷的问题，富有富的问题，强有强的问题。穷则多困，贫困阻碍生活的提高；富则易侈易骄，骄奢催生社会不良现象；强则多忌，会遭受来自外部对发展各种方式的遏制和阻挠。因此，强国之路不仅要解决富起来留下来的旧问题，还要面对强起来的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这一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且一再强调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因为我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富起来仍然是相对的。我们国土面积大，人口多，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用13亿人平均，排名在世界上还是相对靠后的。况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能单纯用GDP衡量，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我们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迈进，大力改善生态环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我们要大力提倡科技创新，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避免受制于人，建设科技大国、文化强国。

按照历史辩证法，我们不能把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视为相互取代的历史阶段，而是后一阶段包括前一阶段的成果和继续解决前一阶段出现的问题。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国近百年历史变革的伟大意义，它的确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未有过的大变化。但同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的“富”和“强”仍然是相对的。

历史不能简单相比，但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更具有直接的可借鉴性。苏联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间为74年。俄罗斯在列宁领导下通过十月革命站了起来，英法美等14国军队的进攻没有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苏联在解体之前，当时也可算一个富国，因为它的GDP约是美国的60%，考虑到它的人口，人均比我们现在要富得多。至于说强，苏联解体前是个强国，是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相比肩的强国。美苏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是两霸。可谁也没有料到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苏联遭到失败。这表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站得牢、富得久、强得硬，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一旦发生颠覆性错误，就会半途夭折。

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治方向问题、对中国道路问题、对理想信仰问题非常重视。他一直教导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防止发生颠覆性错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特别令人振奋的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坚持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统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手软地反对贪污腐败。非常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让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天空高高飘扬。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的繁荣和发展不可分割。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可以发生在一瞬之间，可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可不是一夜之间，而是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和思想的蜕变期。冰冻三尺岂是一日之寒。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岂能不慎！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最为隆重。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出席，几千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参加庆祝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缅怀马克思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重温马克思崇高精神的重要讲话。如此隆重、如此庄严、如此规格，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不管中国发展到何种程度，中国共产党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共产党会放弃中国道路，接受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结尾以铿锵有力之声传达的就是这个信息：“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马克思主义旗帜应该在中国天空永远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应该一直走下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该永远坚持。

世界并不平静，社会主义之路并不平坦，改革也不可能是绝对完美、绝对完善一次到位。解决老问题，防止出现新问题。改革没有句号，因为问题没有句号。每次新问题的解决，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新境界。这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恩格斯说过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也符合《矛盾论》和《实践论》阐述的对立统一规律和实践与认识关系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推动理论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都是在解决矛盾中前进的。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受辩证法规律支配

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深刻变革，同时也是影响世界政治格局、世界历史进程的变革，是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性质的变革。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同样是受辩证法规律支配的。马克思1853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评论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曾经用历史辩证法“两极相联”即对立统一观点考察中国与欧洲的关系。马克思说：“‘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并说：“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马克思的这个判断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得到最明显的证明。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在以往几千年历史中，直到明代前期，中国在世界仍占有重要地位，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文明，也吸取了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是和平的、互惠的。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以后向外侵略和殖民的时代，中国曾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和侵略，是受害者、被压迫者。西方列强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中，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从站起来开始，中国逐步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的中心，但中国从不追求主导世界。毛泽东说过，中国应该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开始强起来后，这个方针没有变，也永远不会变。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显示了作为踏上强国之路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虽然已经改变了近代在世界格局中屡遭侵略和挨打的地位，但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同各国人民一道，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人类和平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发展了中国。中国的开放政策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互利共赢的良性互动的辩证关系。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

（作者：陈先达，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