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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69年)

发布日期:2008-09-27 16:59:00

1月2日武汉市革委会常委连日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这篇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

1月15日至19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郊区农村“教育革命”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坚决依靠贫下中农,牢固地掌握农村教育革命的大权”;“抓紧清理阶级队伍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工作,建立一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革命化的教师队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继续深入批判刘少奇的所谓一整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习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做到五个“统一”(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1月15日武汉市革委会决定在原市委统战对象192人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

2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连夜收听、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新胜利》。社论发表毛泽东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最新指示。当晚,市革委会拟定了《关于学习、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人民日报>重要社论的通知》。21日,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了湖北省革委会召

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新胜利誓师大会”。

2月22日武汉市革委会和武汉警备区负责人出席市直机关学习班召开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宽严处理大会,对5个本不该列为“清理”对象的人,作为进行所谓宽严不同处理的“样板”。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市各级组织均召开了类似的宽严大会。

2月28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孙锡成在会上要求“迅速把城市中、小学交给工厂、街道来办,农村中、小学交给公社、大队来办”,“立即动员流入城市的人员无条件地返回农村,动员城市闲散人口到农村去安家落户,“那些原材料来自农村,产品销于农村,规模较小,易于搬迁的小型工厂,应有组织、有计划地搬到农村去”,小商小贩、独劳人员,也要动员他们到农村安家落户,从事农业生产”。

3月6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加快解放干部的步伐和处理查抄物资的问题。

3月11日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大会,欢送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财贸战线。《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发表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财贸战线》的社论。

3月14日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连夜召开常委会,学习毛泽东“要总结经验”的最新指示和《红旗》杂志《关于总结经验》的社论。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总结执行政策的经验”,省、市革委会于本月中旬在华中师范学院召开了3000人参加的“落实政策经验现场交流会”,推广驻华师工宣队执行毛泽东一系列政策的“经验”;22日,又在武汉体育馆召开了7000人大会,总结推广汉阳木材防腐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

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九大”文件在会议期间陆续发表。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先后组织规模宏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庆祝活动持续到4月29日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召开以后。在此期间,省、市革委会内的造、反组织头头朱鸿霞、胡厚民、李湘玉、吴焱金等人发动了一场所谓“反复旧”运动,波及全省,影响极坏。“反复旧”的矛头主要指向省、市革委会内一批重新工作的老干部。他们认为这些老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工作,使省、市革委会“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4月5日至9日在朱鸿霞,李湘玉、吴焱金等人的操纵下,武汉工代会召开常委会。决定进一步在全市发动“反复旧”运动。9日晚,朱鸿霞、吴焱金在六渡桥闹市区演讲,煽动“反复旧”。11日晚,朱鸿霞、李湘玉、吴焱金合写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的大字报在全市张贴和散发。大字报极力鼓吹“杀向社会反复旧”。23日至31日,武汉红代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支持“反复旧”运动。5月,全市街头集会演讲、火炬游行、静坐绝食、阻塞市内交通事件屡次发生,不明真相的群众擅离生产、工作岗位,纷纷冲向社会。

5月8日在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反对“反复旧”与支持“反复旧”的常委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11日,武汉工代会全委会作出《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决议》,错误估计形势,决定向市革委会派出“工人调查团”。l6日,“工人调查团”发出公告,指责市革委会破坏“一元化领导”,“搞复旧”。17日,“工人调查团”进驻市革委会,要调查市革委会的工作和干部情况,企图批斗重新工作的反对他们错误行径的领导干部。

5月18日武汉市革委会向市工代会发出通知,指出工代会的“工人调查团”进驻市革委会并发表公告和声明是错误的。

5月19日周恩来等在北京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分常委和“九大”代表时指出:“5月11日武汉工代会《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决议》把形势估计错了”,“17日工代会进驻市革委会是错误的”。

5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处理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文件。当晚,周恩来等再次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分常委和“九大”代表,要求他们对中央文件认真讨论,坚决贯彻执行。周恩来指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是不符合毛泽东关于“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朱鸿霞等在中央领导人面前表示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6月1日至5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武汉“反复旧”问题的重要文件。会后,市革委会常委分头下到各区、各单位,帮助传达贯彻中央文件,做好处理“反复旧”问题的工作。到9月,全市“反复旧”时另立的736个山头,已撤销638个;非法夺权的l80个单位,已交回权力的125个;工农业生产已开始回升,扭转了4月份以来工农业生产逐月下降的形势。

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某些地区混进群众组织的坏人,挑动两派持续武斗,对抗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告、布告的行为,再次发出《布告》,提出严厉措施,坚决制止武斗。8月1日,方铭向武汉市基层革委会干部作关于贯彻中央《7.23布告》的动员报告。他指出,武汉虽然没有出现武斗,但无政府主义,无故旷工、旷职,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的现象比较严重,必须加以解决。5日,武汉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落实〈7.23布告〉的通知》。《通知》要求把贯彻落实《7.23布告》同贯彻“九大”精神结合起来,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反复旧”问题的文件结合起来,同加强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结合起来。市革委会共印发《7.23布告》110万份,组织宣传队伍40万人,接受宣传的群众达500万人次。

8月15日武汉市革委会文教卫组提出《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对文教卫系统158144名知识分子的情况进行了不恰当的分析。并对l90名高级知识分子按政治、业务情况错误地划分为6类,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团结、教育、改造”和“给出路”的方针,提出“留用”、“养起来”、“监督改造”、“做反面教员”等错误处理意见。

9月9日武汉市革委会、武汉警备区召开迎接国庆20周年动员大会,号召全市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革命和生产的丰硕成果向国庆献礼”。由于“反复旧”运动对生产的严重破坏,当时全市生活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存在严重问题,煤、柴、猪肉、食糖、布匹等供应十分紧张,如牲猪计划应有120万头,实际只有39万头;布需要800万米,实际只有314万米;肥皂、火柴需要量大,而市场脱销,库存已空,居民凭票证买不到东西,中、小学生买不到抄本。

9月26日方铭在武汉市革委会召开的整党建党座谈会上,就前段整党建党的准备和试点情况以及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目的、步骤、方法等问题作了发言。全市原有党支部6766个,于去年l0月开始,在382个支部中进行整党建党的试点。这次座谈会以后,市革委会和武汉警备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50字建党纲领”和“吐故纳新”的指示,制定了《关于全市整党建党工作规划》,安排尚未开展整党建党的单位大体分三批交叉进行,至次年5月底基本完成。这一规划实际上拖延至1971年底才基本完成。全市发展新党员8438名,开除党员l00余名。

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简称9.27指示)指出“在武汉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反动刊物,必须查封”。中央文件下达之前,湖北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已逮捕中央点名的“北、决、扬”主要头目和《扬子江评论》主要编辑人员。

10月3日至28日湖北省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9.27指示》。武汉市革委会、“三代会”(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中的党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北、决、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同时对资产阶级派性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指出,“北、决、扬”与“反复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敌我矛盾,后者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人利用了派性,派性掩护了敌人。l0月4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有线广播大会,传达贯彻《9.27指示》精神。会后,全市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9﹒27指示》的热潮。

11月30日武汉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中共武汉食品厂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是自1966年底1967年初,全市党的基层组织相继瘫痪以来,成立的第一个党的基层委员会。

12月30日武汉市革委会写出关于组织批斗王仁舟等人的情况报告。王仁舟是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造反组织的头头,曾组织煽动农民进武汉造反,抬尸游行,影响极坏。自11月28日至翌年2月27日,全市共组织批斗大会51场,参加批斗大会的达18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