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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凯卿

发布日期:2011-05-23 07:01:00

郑季霞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全国50多名党员中,只有一名工人党员,他就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郑凯卿。郑凯卿这个名字,现在听起来有些陌生,但在建党之初,郑凯卿的名字往往是与董必武、陈独秀等决策者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人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大革命失败后,郑凯卿逐渐转入地下工作,与党组织单线联系,在江西、四川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从此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解放后,董必武曾派人到武汉接郑凯卿去北京,却被他婉拒,还一再叮嘱儿女:“不要向组织要求任何东西”。

一转眼,郑凯卿最小的女儿郑季霞今年也已经79岁。昨日,记者来到郑季霞位于香港路的住所,听老人将往日那段激动人心的岁月娓娓道来。

郑凯卿与妻子李雅卿

1888年3月24日,郑凯卿出生于武昌沙湖松树湾村。家境贫寒的郑凯卿少时父母就相继病逝,哑巴妹妹被送去给一户人家做童养媳,郑凯卿自己则被另一户好心人收养。少年郑凯卿在街上卖烤红薯时,认识了一位十来岁的小少爷孔宏志,两人渐渐熟识。不久郑凯卿便成为了他的书童,与他一起跟着一位王姓秀才学习。

后来,郑凯卿来到当时的文化大学当挑水校工。一天,伙伴小石头向他哭诉,因不小心把水溅到洋教授的皮鞋上,被洋人又骂又踢。郑凯卿十分气愤,就与其他挑水工人商量好,谁也不给洋人挑水。洋教授受不了无水可用的日子,最终低头向小石头认错。就这样,“罢洋人水”的故事在校园中很快传开了。

1920年春,北大教授、《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来汉讲学,宣传社会改革和马列主义。郑凯卿挤进会场,坐在最后一排,没想到坐在他旁边的英俊青年,就是陈潭秋,两人一见如故,共同聆听了陈独秀的演讲。

散会后,郑凯卿久久不愿离去,专门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注意到这个工人打扮的青年眼里闪着光,便跟他聊了起来。当陈独秀知道他就是那个“罢洋人水”的郑凯卿时,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你有了不起的智慧和勇气,我们的革命事业需要你。”

后来,陈独秀在汉期间的饮食起居都由郑凯卿悉心照料,他们有了更多时间接触、交谈。陈独秀向他介绍了《新青年》、《湘江评论》等一部分进步书刊,郑凯卿如饥似渴地学习,从此认定了共产主义思想。

中共第一名工人党员

在陈独秀来汉讲学这一年的夏天,董必武接到上海党小组李汉俊来信,约请其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他立即找来陈潭秋等人商议,陈潭秋欣然同意。同时,刘伯垂也受陈独秀的委派,来汉协助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于是,董必武、刘伯垂立即邀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7人,积极开展建党活动。

他们在武昌抚院街(即现在的民主路)2号董必武的寓所秘密召开筹建会,经过多次开会反复研究,取得一致意见。1920年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选举确定了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包惠僧任支部书记,陈潭秋分管组织工作,郑凯卿负责劳工工作。大会还决定了以武昌多公祠5号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办事机构,并在门上挂上“刘芬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作为掩护。

与董必武、陈独秀等知识分子不同,郑凯卿此时的身份还是工人,于是他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第一名工人党员。从那时起,郑凯卿在松树湾的家就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活动的场所。一天,小组成员们正聚集在这里策划人力车工人大罢工,突然,院里传来了郑凯卿夫人李雅卿教孩子唱歌的声音:“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屋里的人闻声立即停止了讨论,摆出事先准备好的文房四宝,开始吟诗作画。约一个时辰之后,院里飘来了李雅卿的“摇篮曲”,屋里的人知道这是解除“警报”的暗号,又转入正题继续开会。

领导工人运动

当时,人力车是武汉市内的主要交通工具,而且武汉市人力车较集中,车夫工人们深受剥削,党组织决定把车行工人组织起来,为了生存而斗争。就在车行老板再次要求车夫涨租金的时候,郑凯卿受党组织委派,和施洋、林育南等邀集了人力车工人代表秘密召开会议,经会议讨论,决定向车行老板提出三项要求:车夫工会成立、取消加租议案、将车租减至600文。

1921年12月7日清晨,600余名人力车工人冒着寒风涌向汉口大智门车站,沿路高喊口号:“劳工神圣”、“反对增加租金,还我生存权利”。郑凯卿头戴小毡帽,外罩印有“人力车夫”字样的背心,在工人中间领导游行。到达法租界时,遇到法国巡捕和军警的阻挠,工人们与法兵的战斗持续了两三个小时,法国领事开始害怕事态扩大。武汉当局也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授意汉口商会接受了工人们的条件。

1923年2月1日,陈潭秋、林育南、郑凯卿、施洋等人率领武汉30多个工团代表160余人,从江岸乘车北上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然而吴佩孚却派兵强占了工会地址。总工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实行全路同盟大罢工,并将总工会的办公地址从郑州移到汉口江岸。

陈潭秋、郑凯卿等人迅速返回武汉,于2月7日领导举行罢工和游行,吴佩孚等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开始对工人下毒手,血洗了江岸总工会,并将林祥谦杀害,施洋也在寓所被捕。同一天,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工工人都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屠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掩护董必武上轮渡

1927年,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大革命失败。汪精卫、蒋介石遥相呼应,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武汉顷刻间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反动派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的反革命口号,使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

同年冬天,刽子手杀害了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同时贴出悬赏告示:通缉董必武。告示标明15000元现洋买董必武的人头。郑凯卿与同志们十分焦急,必须要将董必武送到安全的地方!一天晚上,郑凯卿接到上级指示:“当晚11时,趁雨夜秘密护送董必武上‘安庆’号轮船离开武汉。”

为保证万无一失,郑凯卿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穿着草鞋化装成人力车夫,在约定的地方等待。午夜,董必武身着船员制服,迅速跨上郑凯卿安排的人力车。从中山大道转至江汉路,来到海关钟楼,见无异常情况,停在了太古码头前。临别时,董必武轻声叮嘱郑凯卿:“暂时停止一切公开活动,马上离开武汉,去江西找陈潭秋,再作长远计议。”

于是,郑凯卿告别了爱人与孩子,匆匆离开武汉,到江西开展工作。从此,郑凯卿辗转于江西与四川,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偶尔回家。“很舍不得父亲出远门,他是一个和蔼善良的人,孩子们都喜欢他。当时只觉得父亲在做一项很神秘的工作,后来长大了才体会到他的伟大。”郑季霞说。

喜看五星红旗飘

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郑凯卿领着妻儿来到四川,其间做过工厂管理人员、学校教员等。直至1946年秋,郑凯卿携全家回到武汉,暂住在蛇山洞郑凯卿的岳父家。后来,组织上又安排郑凯卿到国立童子军师范学校总务处工作,郑凯卿在师生中建立起“新教协”、“新青社”、“青年读书会”等,让学生阅读进步书籍,讨论革命形势。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郑凯卿在众多师生之中,共同迎接解放军。当时,郑凯卿已经60多岁了,“父亲亲眼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取得了成功,心中感到无限欣慰。”

解放后不久的一天,董必武派人与郑凯卿联系。来人工人打扮,提着三斤五花肉,两瓶老白干,进屋就说:“凯卿,该是团圆的日子了!”“父亲听到此话后眼睛一亮,关系接上了。”郑季霞说,来人说董必武请他上北京,并告知与董必武联系的方法。郑凯卿却决定不去北京。“革命成功了,他的愿望也就完成了,同时战争年代艰苦的环境使他晚年身体极差,经常咯血,他说,国家的建设应该让更年轻、更能干的人去做。”

不仅自己淡泊名利,郑凯卿还经常教育子女:“不要向组织要求任何东西。”1966年,郑凯卿病逝于潜江总口农场医院的小儿子郑邦才家中,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