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与新四军武汉军部

　　(一)

 

　　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整装待发开赴抗日前线之际，南方红军游击队正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改编，时刻有国民党控制的危险。国共两党组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为一个军的谈判，由于蒋介石的固执偏见几成僵局。叶挺的介入，国共两党在新四军军长人选、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逐步达成共识。

　　红军主力先后撤出中央革命根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南方8省留下了一批革命的火种。这些红军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赣粤边、闽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湘南、皖浙赣边、闽西、闽东、闽粤边、闽北、鄂豫皖边、浙南、闽中、鄂豫边和海南省的琼崖等十几个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这些游击区，后来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这些部队就是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基本骨干力量。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促成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于8月1日指示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八·一三事变”后，中共中央及时地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整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地区敌后抗战的建议。南方各红军游击队相继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战以合作抗日的协议中，部分条件不利于红军游击队，有被国民党控制的危险。中共中央、毛泽东深为忧虑。而国共双方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多次商谈，多次陷入僵局。周恩来考虑到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后军长人选是国共两党分歧的焦点，在上海会见阔别10年的北伐名将叶挺时，遂与叶挺商量，请他出面来组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以便尽快下山抗日。叶挺怀着抗日救国的迫切心愿，欣然接受了这一重托，并开始与国民政府军委会有关人士进行商谈。叶挺受周恩来私人委托出面活动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淡化了政治因素，打破了僵局。

　　日军围攻上海期间，叶挺向陈诚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意向，并提议定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陈诚出面向蒋介石疏通。蒋介石迫于上海危急，南京难保的严重情势，急于增强江南的军事力量，又以为叶挺已脱离中共10年，由叶挺来指挥南方红军游击队组编的军队，既可以调动红军游击队下山到前线抗日，又可利用叶挺来控制这支部队，遂同意南方红军游击队组编为一个军，尽快开赴抗日前线，并采纳了陈诚的保荐，于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共中央同意情况下，由国民政府军委会铨叙厅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其任务先为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队，后又扩大为“编制南方各游击队”，何应钦“通命有关各省区”与叶挺接洽。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颁发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了蒋介石的电报，明令“鄂皖边区高敬亭部”、“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粤赣边区项英部”、“浙闽边区刘英部”、“闽西线张鼎丞部”，均“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叶挺受命后，分别与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张云逸接洽改编南方游击队事宜。事后，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张云逸均致电中共中央请示。董必武在致中共中央电中认为：“事关南部整个游击队”，请速复示。

　　当时，中共中央注意到，蒋介石面对民族危亡，在国内外强大压力逼迫下，同意了国共合作抗日，实非本意，他那痛快地同意并抢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其意图仍不过是改造南方红军游击队为国民党控制的军队，或不待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完毕，即刻调往前线，假日军之手将其消灭，以解心腹之患。中共中央、毛泽东鉴于国民党的险恶用心，在没有充分了解叶挺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持何种态度之前，对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并组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顾虑重重，没有给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张云逸明确答复，即使有所答复，也附有条件。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致电张云逸、张文彬、秦邦宪、叶剑英表示：叶挺必须来延安，在他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这可能是中共中央对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最早的意见。18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表示：“叶挺可管闽粤边何<鸣>、张<鼎丞>两部”，其前提条件：一是新四军归八路军指挥；二是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然后接洽张鼎丞部。次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叶剑英认为：新四军归八路军建制，叶挺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领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到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则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个军是可以的。”秦邦宪、叶剑英等向叶挺转达了中共中央意见后，叶挺表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愿意赴延安向中共中央面陈心迹，得到中共中央同意后再呈报就职。此时，中共中央对叶挺是否能为军长仍要秦邦宪、叶剑英提出保证，“再行决定”。

 

　　(二)

 

　　新四军第一个军部成立于武汉，既是叶挺的主观愿望，也是战局的变化使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这个客观因素所决定的。1937年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与叶挺探讨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重大问题，并详细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厂取得共识。叶挺陈述了他在南京向国民政府提议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的原委和经过，并表示暂时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通过面谈，中共中央、毛泽东加深了对叶挺的了解和信任，决定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担负组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的重任。叶挺和毛泽东商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拟项{英}副军长，陈毅政治{部}主任，周子昆参谋长。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军部设在武汉主要是叶挺的主观愿望。10年前，叶挺亲率叶挺独立团在这里为四军赢得“铁军”声誉；10年后，叶挺希望在这里为新四军铸造辉煌。11月7日，已在南昌设立南方红军总接洽处的项英抵达延安，提出军部应设在南昌。因此，毛泽东在8日致电周恩来提出“军部第一步设南昌”。此时，叶挺、项英同在延安，似乎是共同的决定。然而战局的变化，最终是新四军的第一个军部还是设在了武汉。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岌岌可危，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军委会各机关大部分在此之前已迁至武汉，武汉成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组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军委会磋商。9日，叶挺离开延安。12日，叶挺来到阔别十年的武汉，占据了武汉汉口日租界大和街26号一幢日资房产，作为新四军军部办公地，自己住进了大和街28号开始正式组建新四军。在此之后，叶挺一方面向延安要求多派干部，另一方面又在社会和亲友中招募人才，尽可能多地的吸收和动员那些拥护抗战的军人和知识分子。叶辅平、肖泽禄、沈其震、林植夫、朱克靖、钱俊瑞、任光、吴振邦、王聿先等二十余名愿意为抗日事业尽力的军人、医生、文化工作者陆续来到大和街26号。叶挺组建起军需处、副官处、军医处、秘书处等，委任叶辅平为军需处处长、肖泽禄为代副官处处长、沈其震为军医处处长。11月21日，叶挺、叶剑英在南京面见正在南京指挥南京保卫战的蒋介石。叶挺遵照中共中央的意见，向蒋介石提出：新四军拟编为乙种师两师及军师干部人选、部队集中地点、开拨费、整理费等。蒋介石听后蛮横地说：新四军不能照八路军的办法整编，延安提出的干部名单不能同意；并要派人到红军游击队点验，按枪的多少确定编制，不能先委任师长、旅长，拒绝拨给经费。叶挺愤而辞职，蒋介石又不同意。第二天或第三天，叶挺离开南京回武汉。在武汉，叶挺与何应钦、陈诚多次磋商。何应钦禀承蒋介石旨意，仍然千方百计想控制新四军。例如：在隶属关系上，决不同意新四军由八路军总部指挥，而由第三战区管辖；在干部配备上，提出各红军游击队主要领导人都要离开部队，由国民党方面派人担任营长以上职务。由于谈判过程中，南京、杭州又相继沦陷，形势更趋危急，国民党这时才对“新四军改编事”，“催办甚急”：也由于共产党顾全大局，作了许多让步，特别是同意了新四军由第三战区统辖；叶挺秀曲求全，从中极力周旋，促成国共两党在新四军改编方案上达成协议。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项英汇报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的方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实际上基本批准了新四军改编方案。当天，毛泽东、项英致电叶挺“新四军原则上可照军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其他条件如前所商，尤不要军何派人。叶挺在与何应钦的交涉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意见，即新四军的干部配备，均由共产党方面负责，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这就为在新四军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叶挺完全实践了“暂时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诺言。

　　1937年12月18日，项英、赖传珠带领数十名到新四军工作的军政干部离开延安。23日抵达武汉。当天下午或晚上，叶挺与项英会面。他们在中共中央确定的新四军组编原则和干部配备问题取得共识。项英强调2新四军基本上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编制，但各级政治机关应当加强，巩固中国共产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叶挺表示：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组建是关怀的，考虑是周到的，他本人完全赞成。叶挺还介绍了了他在武汉的工作以及招收专业技术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情况。当天晚上9点以后，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第一项议题就是讨论新四军的工作。会上，项英传达了中央、毛泽东关于新四军组编和组织领导的决定事项，介绍了中央确定调往新四军干部情况。会议就新四军有关干部配置进行了研究，决定：目前项英的主要工作应在军队方面；各地游击队应迅速集中；长江局参谋处参谋长叶剑英研究拟定新四军作战方案；在长江局参谋处下设军务组(张经武主持)，专司新四军工作和游击队、军火、扩大武装之责等等。12月24日，叶挺、项英召见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听取关于军部现有干部情况和工作布置的汇报。他们一起研究了许多亟待处理的事项，请赖传珠就部队集中、组编和军部机关的编制提出具体的意见。中午，叶挺在大和街26号招待项英等从延安到新四军工作的干部会餐。叶挺高兴地说：你们的到来，带来了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关怀，带来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必将推动新四军的壮大和发展。25日下午，叶挺、项英召集新四军在汉的全体干部大会，分别报告了抗战形势，上海和南京失陷的经过及原因，布置了集中部队开赴前线的任务。这次新四军军部机关的第一次会议，实际上就是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的会议，它标志着新四军第一个军部的诞生。1938年1月3日晚，周子昆率30余名干部抵达武汉，随即充实到新四军军部机关各处部。军政治部、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医务处粗具规模。

　　1938年1月4日，项英率军部大部分人员离汉去浔，“指导各地部队集中行动”。叶挺留在武汉，新四军军部秘书处秘书长李一氓等留在武汉，协助叶挺继续办理新四军编制、新四军防区、干部委任、军费、装备等有关事项。1938年1月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核定新四军请求各项”，新四军不设师或纵队，而是军直辖四个旅级支队，同意共产党提出的新四军支队干部名单，即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第一、二、三、四支队司令。部队集中后，在原游击区只设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等机构。部队全部开赴前线。部队隶属第三战区指挥。集结地点另行商定。新四军军费共6．5万元，另发拨遣费3万元，开拨费1万元，5瓦特无线电机5架，所垫借伙食费另案处理。但项英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周子昆副参谋长的委任仍未“核准”。之后，叶挺以他的特殊身份，利用老朋友、“老袍泽”的关系，软泡硬磨，广取博收。叶挺继续向陈诚请求增加军费至10万元以上：到军委会催办项英等人的委令。1月15日，叶挺飞抵香港，向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催要军费，并到广州向余汉谋“筹款购械”。由于叶挺的努力，新四军的人枪款问题的解决有了较明显的进展，军费增至9万元。

　　项英等于6日抵达南昌后，“全部人员出动到各地动员部队”，项英也去“湘赣、赣南去集中部队”至2月12日才返回南昌，“南昌仅留{涂}振农及周子昆”。因此，尽管新四军军部多数人员已去南昌，此时新四军军部应仍在武汉。因为新四军南昌军部未能行使职权，而且新四军对外宣称军部移驻南昌是1938年1月28日叶挺离开武汉去南昌时。这期间，新四军武汉军部和新四军武汉办事处同时存在。其主要依据是：1938年1月10日，叶挺的至友郭沫若从长汉抵达武汉的第二天，“出乎意外地打听到叶希夷(挺)也在这里，已经成立了‘新四军办事处’”。郭沫若和叶挺私交很好，两人相见后，叶挺随即邀请郭沫若移住大和街26号新四军武汉办事处内。在办事处，叶挺和郭沫若作了长时间的热情交谈；郭沫若还亲笔写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对联，挂在叶挺住处的中堂，高度赞扬叶挺的那种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新华日报》在1938年1月23日至27日，连续五天刊登《新编第四军驻京办事处启事》：“本处中街九百号职员宿舍于本月21日午夜被窃，遗失本军中尉副官卢伟良蓝边符号一枚，本军蓝心红边第41号圆证章一枚，除向该管督所函请查找外，特此登报声明：自登报日起上项符号证章一律作废。”启事中提到的“中街”，即今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驻京办事处”显然应是驻汉办事处。这时，新四军武汉办事处主任是陈昭礼(豪人)。新四军武汉办事处主要与国民政府军委会各部署接洽装备、给养和弹药等事项。1938年1月28日、29日，新四军在《新华日报》头版刊登《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启事》。一是宣布“本军奉命即行整编出发，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汉口大和街念六号军部，即行结束。”二是宣布“以后驻汉办事处事宜，委托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钱处长代办。”新四军武汉办事处撤离武汉。三是宣布启用南昌军部，此后“所有一切公文信电，请迳投南昌三眼井本军部为荷。”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打击日本侵略军，这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新四军军部诞生于武汉是武汉人民的自豪和骄傲，它是叶挺留给武汉人民的一份宝遗产，武汉人民没有理由不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