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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翰在武汉革命斗争中展现的崇高精神

发布日期:2005-10-12 09:09:00

内容提要:

 

1927年上半年和1928年春,夏明翰在武汉从事革命斗争,不论是在大革命的高潮中还是在白区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夏明翰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和崇高精神。他不计个人得失,不讲工作条件,不论职务高低,在党分配的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尽心竭力,无私奉献。他不避艰险,迎难而上,在危急时刻总是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出生入死,无所畏惧。他坚持原则,追求真理,在大革命失败后认识到农村武装割据的重要性,闪现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智慧的思想火花。他对共产主义怀有坚定信仰和必胜信念,从投身革命时起就决心将满腔热血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落入敌手后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并以一首千古传唱的“就义诗”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后来人。烈士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气概,永远是全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夏明翰烈士的一生,是短暂而辉煌、崇高而壮美的一生。武汉是夏明翰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在1927年大革命高潮中,夏明翰在汉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协助毛泽东为发展全国农运做了大量工作;1928年初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东奔西走,出生入死,后不幸被捕,英勇就义于汉口的余记里刑场,临刑前留下了那首大义凛然、气吞山河的就义诗。夏明翰在武汉的革命活动,为武汉地方历史增添了夺目的光彩;他在武汉革命斗争中所展现的优秀品格和崇高精神,永远是武汉和全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不计个人得失,工作不讲条件,在党分配的每一个岗位上无私奉献。1927年初春,夏明翰应毛泽东之邀、并受组织指派来到武汉。当时刚刚结束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正忙于筹办武昌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全国农协的毛泽东急需得力助手。毛泽东曾和何叔衡一起介绍夏明翰入党,对夏明翰十分熟悉,回湘考察期间又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于是向组织上提出希望调夏明翰来汉相助。夏明翰来汉后,先住在武昌三道街,后来搬到武昌都府堤41号,与毛泽东一家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夏明翰有着在湖南从事农运工作的丰富经验和对农民大众的深厚情感,因而在工作中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得心应手。3月初农讲所开学,据夏明翰的妻子郑家钧回忆,夏明翰任农讲所秘书,并在农讲所讲课。3月下旬,他协助毛泽东召开了湘鄂赣粤四省农协代表及河南武装农民自卫军代表的联席会议,负责办理会务。就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推举邓演达、毛泽东等13人为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会后夏明翰又负责寻觅全国农协会址,选聘办事人员等事宜。4月上旬,全国农协在武昌抚院街挂牌办公,夏任秘书。据当年与他一起共事、曾任全国农协干事的周谷城和胡厚卿回忆,夏明翰每天都在全国农协会所办公,实际主持农协的日常工作,几个干事的工作都由他安排。从早到晚他总是忙忙碌碌,不是撰写文稿,就是召集干部开会,了解情况,处理问题,“在毛主席领导下,负一切实际之责”。他曾于4月22日和5月6日两次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主张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提出会议拟定的“佃农保护法应明定佃农有要求地主修造塘坝权利”,表现出对农民利益的深切关注。同年4月国民政府举行二次北伐,不久北伐军在河南取得重大胜利。夏明翰等曾代表湖南人民慰劳兵士委员会,携带几万件慰劳品赴河南慰问前线将士。

夏明翰在湖南一向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曾在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叱咤风云,来到武汉后主要在全国农协任秘书工作,可以说是职务较低,默默无闻,事务繁杂。夏明翰对此心态平和,十分坦然,完全服从党的工作需要。在遭受错误打击个人境遇处于人生低谷时,夏明翰同样表现出极强的组织观念和坚强党性。1927年底,正是党内“左”倾盲动错误盛行之际。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指责领导湖南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夏明翰等人犯有右倾错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撤销了毛泽东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给予夏明翰撤销湖南省委委员的处分。从湖南省委常委一下降为普通干部的夏明翰没有因受到错误的处分和不公正的待遇而消沉萎靡,依然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对革命事业的热忱。不久中央调夏明翰到武汉工作。此时虽然旧历春节将至,且妻子刚分娩不久,但他仍毅然告别妻女,以“戴罪之身”前往武汉。除夕之夜他是和中共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在汉口一旅社彻夜侃天度过的。

不论职务高低,不计个人得失,服从组织安排,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夏明翰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在党所分配的每一个工作岗位上尽心竭力,无私奉献。谢觉哉同志说他“思想缜密而态度和易近人”,“是一个无疾言,无遽色,从不显示其所能的人”。“什么地方需要人,他就到什么地方去,他参加过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好”。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组织代表所写的《夏明翰同志传略》中说他“做工作是毫无条件的”。这种可贵的革命精神,为曾与他共事的同志们所公认。

无所畏惧,迎难而上,在艰险的环境中勇敢战斗。1927年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湖南发动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马日事变”,长沙城一片腥风血雨,湖南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和摧残,几乎全被瓦解。为适应形势的需要,6月初,中共中央讨论和审议湖南省委及各部的组成,决定夏明翰参加省委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夏明翰立即赶回湖南。6月24日中共中央指定毛泽东等人组成新的湖南省委员会,任命夏明翰为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夏明翰与省委其他成员一起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挽救革命的措施。他四处奔走,恢复和聚集革命力量,宣传和组织武装斗争。

1927年11月,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统治武汉,疯狂叫嚣“宁肯错杀三万市民,不留一个C·P”,在湖北武汉实行残酷的统治。1928年初,在得知共产党方面将举行年关暴动的消息后,武汉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强了戒备、防范和对共产党员、工农革命群众的血腥镇压,先后逮捕、杀害了湖北省委常委黄五一、余长彬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工农领袖,湖北党的干部损失严重。组织上决定调夏明翰到武汉工作。明知武汉的形势严峻而充满危险,接到组织调令的夏明翰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胆怯。匆匆赶赴武汉后,他在省委负责工人运动,经常深入基层,不断在外跑动。那时武汉的政治环境恶劣,连住的房子也找不到,湖北省委领导成员中只有郭亮租了一处房子。夏明翰先住在袭饮冰介绍的湖南商号中,后又转到汉口东方旅社,这些住处都不安全。面对随时被捕的危险,夏明翰处之泰然,对工作毫不懈怠。2月中旬,当得知中央巡视员李维汉所住旅馆已有武汉卫戍司令部的人找上门来时,夏明翰同郭亮商量后,决定先送李维汉回上海。夏明翰冒着危险,亲自将李维汉送到轮船码头。3月上旬,由于共青团湖北省委秘书处被破获,导致湖北省委机关及武汉三镇党团、工会组织遭到空前大破坏,省委常委仅余三人。这时,夏明翰力主省委书记刘伯庄去上海汇报情况,将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由于多处机关遭破坏,许多同志下落不明,他每天都在街上行走,希望能碰到自己人,在万分险恶的环境中始终坚持地下斗争。不论是黑云压城还是血雨腥风,忠实勇敢的夏明翰从不退避,从不屈服,在危急时刻总是挺身而出,迎接战斗,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坚持原则,追求真理,闪现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智慧的思想火花。1928年1月下旬,中共湖北省委因工作需要,决定起用来汉不久的夏明翰任省委常委。1月3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作出相关决定,同意省委班子中“加入明翰”。也许是认为明翰犯过“右倾错误”刚受处分不久,少数省委常委对夏明翰任常委持异议。2月23日,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主要议题是讨论“暴动中心问题和省委常委人事安排的意见”。所谓“暴动中心”问题,是当年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方针。从1927年底和1928年初中央与湖北、湖南省委的部分文件来看,当时中央的方针,首先是把广东和湘、鄂、赣当作全国革命发展的中心;其次提出湘、鄂、赣三省暴动则以湖南为中心。湖北的许多同志起初并不同意中央的意见,提出三省暴动应以湖北为中心。在中央的一再坚持下,这次省委常委会上一些同志认为如果要说以湖南为中心,那么只是“割据中心”,而“政治中心(即领导中心)”还应在广东之广州及湖北之武汉。“政治中心与割据中心应分开,割据中心最后会合向政治中心发展……政治中心是总暴动后所要取得的目标,一县一省布置应如此,全国亦如此。”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割据局面造成同中心区域是一个”。如省委常委唐鉴就在会上说:“我认为割据中心,是政治中心。湖南各个成为割据局面,就是拿得政权。”

夏明翰在这次会议发言不多,但他鲜明地提出了“政治中心和割据区域应为一”的观点。即使省委主要负责人和其他一些同志认为“政治中心与割据中心应分开”,政治中心应放在武汉等大城市;甚至有人指名批评明翰“说政治中心即割据中心,这是不对的”,但夏明翰仍坚持认为“政治中心成割据局面更有意义”,强调了农村武装割据的重要性。在谈到常委人选问题时,夏明翰先表态:人的问题,我可以不参加。后又表示:中央派我来,并未说明我加入常委,且未说要我加入省委,来此省委要我参加,至我参加与否无关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党在工作中心从城市转到乡村有一个历史过程。1928年初,虽然中央和不少同志也提出了“农村割据”,但他们只是主张用农村割据来配合发展城市大中心,目的是“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还并未认识到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性,并未脱离“城市中心”论。在当时以城市为中心总暴动的思想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夏明翰关于政治中心与割据中心的见地实属难能可贵。尽管有常委在会上指名批评他的观点,尽管他刚受过“处分”不久且不被部分同志所理解,尽管这次会议同时讨论省委常委人事安排,但他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仍坦率诚挚、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的观点,既表现了坚持原则、追求真理的坦荡胸怀,也表明他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战略方向已有一定的认识。

夏明翰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他此前的革命实践活动有关。当1927年毛泽东率领起义军攻打长沙受挫、率领队伍转向井冈山地区时,夏明翰等人也同党中央特派员任弼时一起,改变了组织第二次全省暴动的冒险计划,将工作重点转到扩大农民斗争、瓦解敌人军队、组织自己的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方面,他还先后赴平江、浏阳直接组织发动武装斗争。当1928年初他前往武汉进行艰苦卓绝的城市斗争时,毛泽东等人已在湘赣边初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把武装斗争同政权建设、土地革命融为一体,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斗争的新道路,并有了一些最初的经验和思想;罗亦农等人也已提出党的工作的中心区域即农民暴动的中心区域的思想,主张派大批同志到农村去,创造割据局面。这一切当能引起夏明翰的思考。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主要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但这条正确道路又是全党集体奋斗和艰辛探索的结果,其中包括了夏明翰这样一批党内同志智慧的思考与认识。

坚贞不屈,舍生取义,对共产主义事业怀有坚定信仰和必胜信念。1928年2月底,夏明翰从汉口的湖南商号搬到中山大道东方旅社,并同当时在武汉坚持地下斗争的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等取得了联系。3月18日,当他从谢觉哉处得知省总工会交通员宋若林不可靠的消息,正回到旅社准备转移时,不幸落于敌手。夏明翰被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气节和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视死如归的崇高品德。1928年3月20日,夏明翰被刽子手押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当执行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夏明翰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昂然挥笔写下的这首成为千古绝唱的就义诗,显示了他为理想奋斗至死的决心和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烈士牺牲时年仅28岁。

夏明翰从投身革命时开始,就认定了革命事业需前赴后继,愿将自己闪光的青春和满腔热血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29年中国济难总会编辑过一本名为《牺牲》的小册子,其中《夏明翰事略》一文中说他“言词激昂动听,善于深入浅出……平生爱好文学,好读诗词”,简洁而确切地概括了烈士的一些性格特点和爱好。1922年1月,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牺牲后,夏明翰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首题为《江上的白云》的悼诗,坚信革命者是杀不绝的,后死者一定会继承革命前驱的精神与事业。诗中写道:听!那湘江的水声:前头的去了,后面不断地逐着奔放。看!那天上的白云:上面的散尽了,底下不尽地浮着堆上。前面的呐喊快止了,后面又继起了摇天动地的哭声。前面的血光快暗了,后面的热泪,又海放江奔。在这首诗里,夏明翰还对烈士直抒胸臆:我羡慕你们的牺牲,我羡慕你们的勇猛!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夏明翰非常悲愤。他在一张载有革命同志被杀害消息的报纸上挥笔写道:“越杀胆越大,杀绝都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表现了誓与反动派和国民党新军阀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据郑家钧回忆:大革命失败后形势紧张,“夏出去,我就很担心,怕出事,经常对夏说要小心。夏说:‘怕什么,一人倒下千人起,春风到处野草生’。”由此可见,夏明翰早已作好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在他的心中,革命事业和革命者如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据回忆,夏被捕后敌审讯官曾威胁他道:难道你不怕杀头吗?夏明翰慷慨引诗作答:“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夏明翰终于以自己的生命去殉了他热爱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操守,在共产党人夏明翰的身上得到了升华,达到了新的高度。

夏明翰牺牲时,其家人远在湖南,湖北党的组织又被破坏殆尽,因此烈士忠骨一直无处寻觅。1967年烈士亲属郑家钧来汉。她根据烈士遗体埋葬在汉阳的说法,曾携外孙张朴到汉阳凭吊。环顾四野,鹦鹉洲头,只有芳草萎萎,哪见亲人遗迹。郑女士不觉怆然泪下,当即吟诗一首:“吊祭来迟悲更深,鹦鹉洲前日色红。不存白骨精神在,革命还有后来人。”77年过去了,夏明翰为之献身的中国革命事业代代相传,正在胜利地向前推进和发展;烈士所展现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直到今天仍值得千千万万的后来人缅怀与学习。诚如革命老人谢觉哉所言:明翰同志品质的优美,永远是党员的模范也永远是人民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