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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昭日月 浩气贯江城

发布日期:2005-11-14 09:11:00

2004年6月23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李先念同志诞辰95周年纪念日。武汉人民怀着无限崇敬爱戴之情,深切怀念这位为武汉解放和武汉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呕心沥血,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书记、老市长。

江城武汉是李先念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在这片热土上,他曾率领荆楚儿女英勇斗争、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早在大革命时期,李先念就在武汉接受革命思想熏陶,返回家乡红安县(原黄安县)成立九龙乡农民协会并加入共青团组织,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大革命失败后,李先念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严峻形势下,毅然在武汉市郊黄陂县塔耳乡重建团组织,成立共青团静山庙支部,随后又担任陂安南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坚持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当民族抗战的烽火燃遍神州大地之时,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后发展整编为新四军五师)向武汉外围挺进,在武汉外围与日军浴血奋战,坚持了长达7年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创建了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对驻守武汉的日军形成了战略包围,并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民党企图发动全国内战的阴谋,李先念不顾个人安危,亲赴汉口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力争和平民主。解放战争初期,他指挥中原军区6万雄师,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在武汉外围牵制国民党军30余万重兵达10个月之久,并胜利地进行了气壮山河的中原突围。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李先念率部与刘邓大军挥师南下,进军江汉,转战大别山,进逼武汉外围,为解放武汉做好了战略准备。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李先念重返武汉,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全面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工作。因工作需要,1952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李先念兼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武汉市时为中央直辖市和中南局机关驻地)。在任职期间,他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领导武汉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使武汉经济和城市建设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正确地领导了全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他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风貌和政治本色。李先念在汉工作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党性、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以及他为武汉的发展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永远铭刻在武汉人民心中。

一、转移工作重心,狠抓经济建设,领导武汉人民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任务

解放初期的武汉,政府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为了迅速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领导武汉人民尽快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任务,李先念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指示,高度重视武汉的经济建设,及时提出了要把全市党政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1952年3月,李先念在他起草的《关于一九五二年武汉市工作方针与任务》中,明确提出了武汉市工作六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其中有三项都是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实现生产改革和发展生产的内容。7月1日,李先念在《新武汉报》发表《纪念七一,百倍努力学好经济工作》,开门见山地强调:“共产党员应当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解放与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归根结底革命是为了使人民经过自己的劳动而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玩得好。为了这些就要搞好经济工作,学好经济工作。不然,社会主义美好的将来,是不会来的。”同时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怕做经济工作和不愿做经济工作的错误思想,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抛去个人打算,丢掉一切不正确的思想,百倍努力学好经济工作,逐步了解和熟悉生产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搞好城市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加速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使广大党员干部统一思想、明确任务,李先念在7月召开的中共武汉市委扩大会议上,详细分析了武汉市实行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条件,阐明了经济建设与巩固政权、政治改革的关系,进一步明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号召党员干部要像当年学习军事一样,学会经济建设这门复杂的科学。他再三强调:“我们在政治改革的椅子上已经坐了三年,今天必须朝经济建设的椅子方面转。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是为了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又是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建设富强国家。如果生产搞不好,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人民同样会反对我们,人民民主专政是不能巩固的。”他严肃地指出:“干部思想必须来一个转变,充分重视经济工作,真正钻到经济建设中去,学会搞好经济工作的本领”。“现在不懂得经济还可以原谅,如果两三年之后还不懂经济,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最后,他明确提出:“今年下半年就是以增产节约、生产改革为全党和全市人民的中心任务。”

面对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奇缺的困难,李先念一方面积极鼓励和设法抽调大批政治、军事干部充实经济战线,在实践中培养干部;另一方面又积极同中南局、湖北省联系,从外地大量引进财经干部。在干部使用上,李先念坚持搞“五湖四海”,不分亲疏,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知人善用,从而吸引了大批人才,大大缓解了武汉经济领域人才短缺的矛盾。

在李先念的领导下,从1952年7月中旬开始,武汉市各行各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武汉市的经济建设呈现出一片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针对武汉市在历史上工商业比较发达的状况,李先念首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了恢复、发展武汉制造业上。他先后主持召开了全市工业系统主要负责人会议和财经工作会议,分析企业情况,研究生产问题。他要求各厂矿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切实抓好计划管理工作,制定明确的、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把增加产量与提高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完成生产、财务计划统一起来。提倡发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全市开展劳动竞赛。这些措施在实践中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了壮大武汉重型制造业的实力,他不仅将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汉钢铁公司筹备处设在了华中钢铁公司,而且当武钢选址出现分歧时,他又亲自出面做工作,把武钢选址确定在武汉市青山区。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为武汉重型制造业随后几十年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直至今日,作为武汉制造业骨干企业的武钢在武汉经济建设与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支柱作用。

积极鼓励发展商品贸易,是李先念为发展武汉经济而采取的又一重大举措。“五反”运动刚结束时,武汉的商业贸易一度出现停滞,市场上买卖双方出现脱节的现象。李先念为此专门致信武汉市贸易局局长,鼓励从事经济贸易工作的同志排除顾虑,积极进行商业贸易经营,大胆开展加工定货,保障工厂正常生产,减少工人失业。在7月18日的市委扩大会议上,李先念对商业贸易系统如何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作出了重要指示:“商业机关……必须为改善经济、降低商品周转费用而努力。如果成本提高,生产降低,利润减少,那就是社会主义前途完蛋。”在李先念的鼓励、支持和指导下,武汉市工商、贸易、税务等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很快就扭转了贸易停滞的局面,整个市场重新活跃起来,商业部门和生产企业的利润都有所增长。

通过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李先念对于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也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在这一时期他不仅提出了“经济建设首先要发展重工业”的思想,而且他坚决反对用加重工人、农民负担的办法如压低农产品价格和要求工人无限制加班加点等方式积累资金搞重工业。他主张“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工农联盟发展生产。只有以生产扩大和国民收入增加为基础,才能国家工业化。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方法。”李先念这些闪光的思想无疑是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李先念在领导武汉经济建设中所倡导的注重经济效益、节约资源、降低成本的发展思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武汉制造业,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政绩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由于以李先念为首的武汉市委、市政府适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全市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武汉市的经济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5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118%。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初步改善,失业现象大为减少,职工家庭年均收入比1949年增长58.5%。武汉市不仅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任务,而且为一五计划时期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正确领导武汉的“三反”、“五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为了解决在执政的新形势下少数党员干部出现的贪污腐败、蜕化变质问题和官僚主义倾向,反击一些不法资本家腐蚀党员干部,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以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干部队伍的廉洁,中共中央于1951年12月开始在全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又开始在工商界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1952年2月,武汉市政府成立了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在全市全面展开“三反”、“五反”运动。

正确领导全市“三反”、“五反”运动,这是李先念来到武汉工作后承担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领导这项运动的过程中,李先念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原则。他在1952年2月27日给中南局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三反”运动中要做好“三个区别”的工作,即把持宗派成见、蓄意陷害的错误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区别开来;把明知故犯、违法乱纪、官僚主义不负责任所犯的错误与认真负责、积极工作、但由于水平经验所限而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把抵抗组织、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与勇于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区别开来。对于前者均应严格予以纪律制裁,而对于后者则主要是通过教育提高思想觉悟与政策水平。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南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肯定。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李先念特别注意严格掌握党的政策,强调反贪污和“打老虎”既不能有右倾思想,缩手缩脚,怕犯错误,又不能搞扩大化和过“左”的偏激行为。当他了解到有的单位几位领导干部仅仅因为在开会时吃了三个西瓜和吸了两条香烟而被打成了“老虎”,他便及时找武汉市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谈话,严肃指出:“我们的打‘虎’队把‘老虎’的价格提高了,一千万元的老虎打成二千万、三千万元(人民币旧币一万元等于现在的一元)。有的同志吃了几个西瓜,吸了两条香烟,这不算贪污盗窃行为,只能算是多吃多占了一点,认真检查和改正错误就行了。”他还批评说:“有的单位打‘虎’搞逼、供、信,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政策。”“我们的打‘虎’队,应该有‘老虎’就打‘老虎’,不是‘老虎’千万不能硬打成‘老虎’。”他指出:“政策必须有严有宽,宽严必须对照”。李先念的这些指示,对保证武汉市“三反”、“五反”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1952年4月中旬开始,武汉市的“三反”、“五反”运动进入了定案追赃阶段。李先念对这一工作十分重视,再三强调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他在4月19日武汉市政府委员会和市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指出:“对于贪污分子,要依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该处分的处分,但不要轻易采用开除的处分办法,以免造成失业流浪。要深刻体会对贪污分子采取改造的政策精神,是要把‘老虎’变成人。”当得知武汉市政府机关一位领导干部因为动用国家外汇在香港购买药品治病而被打成“老虎”后,他便耐心地向有关部门做解释:这位同志是因为战争年代在国民党监狱中受尽折磨得了肺病,革命胜利后,党组织为了帮助他治病,特地批准他动用外汇在香港购买药品。因为内地根本没有这种药,难道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吗。在李先念的亲自过问下,这位干部最终从“老虎”名册上除了名。

由于李先念在领导武汉市“三反”、“五反”运动中严格执行了党的政策,始终坚持和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而使武汉市的“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了胜利。特别是“三反”运动,对于防止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党员干部腐化蜕变,遏制官僚主义和浪费行为,端正党风,改善社会风气,纯洁党员干部队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武汉市民服务

李先念任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期间,始终牢记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十分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风貌和政治本色。

作为武汉市市长,李先念十分重视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武汉市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他在调研中了解到武汉市街道破损严重,地下排水不畅,市政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工人宿舍奇缺,市民住房紧张,医院设备陈旧落后,病床紧缺等问题时,及时指示有关部门“要为市民多服务,必须坚决在数年内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他在5月1日给副市长王任重和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张先进的信中指出:“医院是大大不够用的,至于职工宿舍,问题就更大……教育问题也极为严重,儿童尚有二分之一未上学,原因首先是无房屋,其次才是师资欠缺。”他明确要求“今后,武汉市的财政开支,要为此而注意。”“根据我们的建设能力,定出向中央究竟要多少钱。”“建设一些医院、工人宿舍,我想总不至于破坏市政建设计划吧?”5月16日,他再次致信市财经委员会,指出“当前市场仍有问题,建筑工程必须加快。”“工人宿舍计划好后,立即开工。”为解决武汉市医院设备差、市民就医难的问题,李先念与副市长王任重商量后,及时拨款为医院增加了500张病床。他还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亲自召开市政建设部门协调会,对球场街等几个重点脏乱街道的路面、水沟和下水道进行了突击抢修和治理,并拨出专款修建职工宿舍和搬迁“棚户”。李先念这种以人为本的亲民作风,为武汉市的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

为了净化社会风气,使武汉市民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李先念还领导全市人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运动和废除娼妓制度的运动。1952年5月30日,李先念主持召开武汉市政府委员会和市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专题研究讨论禁烟禁毒问题。会议决定重新成立武汉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在全市实行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四管齐下,以禁贩禁运为重点,彻底根绝的禁烟禁毒方针。8月9日,李先念主持第10次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点研究禁烟禁毒问题。与此同时,武汉市政府陆续颁布了《武汉市处理烟毒案件暂行办法》、《武汉市烟毒瘾民登记办法》、《武汉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奖励自报检举查缉办法》等一系列法规,并在全市发动群众,广泛宣传,严厉查禁,到10月中旬基本上肃清了危害武汉人民长达百年的烟毒。从1952年9月起,武汉市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废除娼妓制度的运动。9月11日,全市统一行动,查封了市区内所有妓院。9月12日,李先念代表武汉市政府签发了废除娼妓制度,封闭妓院的布告,从此终结了这一沿袭二千多年的罪恶制度。市政府还把妓女集中送到新生妇女教养院,帮助她们改造思想,组织她们参加生产劳动、学习文化技术,并安排她们走上工作岗位,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重新开始了拥有尊严的新生活。这些成功的社会改造运动,彻底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扫除了丑恶现象,对于改善全市的社会治安,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李先念在领导工作中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他一个鲜明的工作特点。他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始终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历来深恶痛绝。在担任武汉市市长期间,他不仅本人经常深入基层和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而且在上任后不久还派出了6个居民工作访问队,分别到各街道里巷间进行普遍访问,并在省政府、市政府设立专门信箱,收集广大市民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建议和意见。1952年3月21日,李先念以市长名义发出了《致武汉市民的公开信》,感谢和欢迎各界市民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设性宝贵意见,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监督,对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及时检举,并表示“你们的意见一定要得到事实的答复”。对于少数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李先念向来是从严惩处,决不姑息。1952年4月16日,湖北省贸易公司第三仓库发生了非法吊打工人事件。李先念在收到工人的控告信后,立即派人对此事进行了依法处理,并于4月27日给受害工人写了慰问信。他在信中写道:“这完全是一种藐视工人、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身为人民政府干部,竟胆敢如此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我除已令有关部门立即将其逮捕法办外,并对你们此次所受冤屈表示十分关切,特派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张体学等同志代表我前来慰问你们。”针对一些干部中存在工作作风飘浮,搞形式主义的现象,李先念也曾多次耐心地进行批评教育。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党的工作路线是群众路线,我们当干部就应该关心群众生产,在可能办得到的条件下,解决群众的穿衣、吃饭、住房、走路、柴米油盐、疾病、卫生以及家庭夫妇吵嘴诸问题,这是我们共产党人要经常注意的问题,你浮在上面,怎么能解决群众的问题呢?他在给省、市一些负责同志的信中曾对形式主义作了猛烈地抨击,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两年多的工作究竟是否踏实,很值得怀疑。恐怕有‘锣鼓喧天、红旗飘舞、这里拥护、那里万岁’之风,做假报告恐大有人在。这种人基本是党性不纯,而且是严重的党性不纯。既然他可以欺骗党,他何不可以欺骗人民呢?这种人是国民党的作风,欺上压下,华而不实。对这种人,必须毫不留情地给以斗争。屡教不改者,只有请他让开好了。”“形式主义仍较严重。工作推、拖,打腰鼓,扭秧歌,扯红旗,贴标语到处都是,但情况谁也不够了解……遇事公文旅行,有的转来转去达数十天之久,组织力量特别软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李先念提出了选拔和考察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所谓‘德’是什么?即高度自觉地为人民服务。所谓‘才’是什么?是能否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实事求是。要如此,必须有群众观点,民主作风。能集中和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者为真才。”李先念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观点和考察干部、发现人才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走群众路线,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52年12月,李先念因工作变动离开了武汉市委、市政府。此后,尽管他的工作岗位不断变化,先后担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但他始终心系武汉,一如既往地支持、关心武汉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并多次回武汉视察工作。武汉的许多重点工程建设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等等都浸透了他的心血;武汉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吸引了他关注的目光。今天,尽管他已经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江城,但他那坚强纯正的党性立场,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五湖四海的革命胸怀,公正无私、光明磊落的优秀品德,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勤政爱民的施政风格,将永远是武汉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武汉人民决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团结拼博,艰苦创业,不断提升武汉的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努力走在中西部城市的前列,以此来纪念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书记、老市长。2004年6月23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李先念同志诞辰95周年纪念日。武汉人民怀着无限崇敬爱戴之情,深切怀念这位为武汉解放和武汉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呕心沥血,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书记、老市长。

江城武汉是李先念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在这片热土上,他曾率领荆楚儿女英勇斗争、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早在大革命时期,李先念就在武汉接受革命思想熏陶,返回家乡红安县(原黄安县)成立九龙乡农民协会并加入共青团组织,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大革命失败后,李先念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严峻形势下,毅然在武汉市郊黄陂县塔耳乡重建团组织,成立共青团静山庙支部,随后又担任陂安南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坚持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当民族抗战的烽火燃遍神州大地之时,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后发展整编为新四军五师)向武汉外围挺进,在武汉外围与日军浴血奋战,坚持了长达7年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创建了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对驻守武汉的日军形成了战略包围,并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民党企图发动全国内战的阴谋,李先念不顾个人安危,亲赴汉口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力争和平民主。解放战争初期,他指挥中原军区6万雄师,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在武汉外围牵制国民党军30余万重兵达10个月之久,并胜利地进行了气壮山河的中原突围。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李先念率部与刘邓大军挥师南下,进军江汉,转战大别山,进逼武汉外围,为解放武汉做好了战略准备。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李先念重返武汉,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全面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工作。因工作需要,1952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李先念兼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武汉市时为中央直辖市和中南局机关驻地)。在任职期间,他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领导武汉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使武汉经济和城市建设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正确地领导了全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他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风貌和政治本色。李先念在汉工作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党性、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以及他为武汉的发展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永远铭刻在武汉人民心中。

一、转移工作重心,狠抓经济建设,领导武汉人民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任务

解放初期的武汉,政府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为了迅速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领导武汉人民尽快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任务,李先念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指示,高度重视武汉的经济建设,及时提出了要把全市党政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1952年3月,李先念在他起草的《关于一九五二年武汉市工作方针与任务》中,明确提出了武汉市工作六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其中有三项都是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实现生产改革和发展生产的内容。7月1日,李先念在《新武汉报》发表《纪念七一,百倍努力学好经济工作》,开门见山地强调:“共产党员应当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解放与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归根结底革命是为了使人民经过自己的劳动而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玩得好。为了这些就要搞好经济工作,学好经济工作。不然,社会主义美好的将来,是不会来的。”同时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怕做经济工作和不愿做经济工作的错误思想,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抛去个人打算,丢掉一切不正确的思想,百倍努力学好经济工作,逐步了解和熟悉生产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搞好城市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加速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使广大党员干部统一思想、明确任务,李先念在7月召开的中共武汉市委扩大会议上,详细分析了武汉市实行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条件,阐明了经济建设与巩固政权、政治改革的关系,进一步明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号召党员干部要像当年学习军事一样,学会经济建设这门复杂的科学。他再三强调:“我们在政治改革的椅子上已经坐了三年,今天必须朝经济建设的椅子方面转。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是为了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又是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建设富强国家。如果生产搞不好,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人民同样会反对我们,人民民主专政是不能巩固的。”他严肃地指出:“干部思想必须来一个转变,充分重视经济工作,真正钻到经济建设中去,学会搞好经济工作的本领”。“现在不懂得经济还可以原谅,如果两三年之后还不懂经济,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最后,他明确提出:“今年下半年就是以增产节约、生产改革为全党和全市人民的中心任务。”

面对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奇缺的困难,李先念一方面积极鼓励和设法抽调大批政治、军事干部充实经济战线,在实践中培养干部;另一方面又积极同中南局、湖北省联系,从外地大量引进财经干部。在干部使用上,李先念坚持搞“五湖四海”,不分亲疏,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知人善用,从而吸引了大批人才,大大缓解了武汉经济领域人才短缺的矛盾。

在李先念的领导下,从1952年7月中旬开始,武汉市各行各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武汉市的经济建设呈现出一片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针对武汉市在历史上工商业比较发达的状况,李先念首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了恢复、发展武汉制造业上。他先后主持召开了全市工业系统主要负责人会议和财经工作会议,分析企业情况,研究生产问题。他要求各厂矿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切实抓好计划管理工作,制定明确的、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把增加产量与提高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完成生产、财务计划统一起来。提倡发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全市开展劳动竞赛。这些措施在实践中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了壮大武汉重型制造业的实力,他不仅将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汉钢铁公司筹备处设在了华中钢铁公司,而且当武钢选址出现分歧时,他又亲自出面做工作,把武钢选址确定在武汉市青山区。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为武汉重型制造业随后几十年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直至今日,作为武汉制造业骨干企业的武钢在武汉经济建设与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支柱作用。

积极鼓励发展商品贸易,是李先念为发展武汉经济而采取的又一重大举措。“五反”运动刚结束时,武汉的商业贸易一度出现停滞,市场上买卖双方出现脱节的现象。李先念为此专门致信武汉市贸易局局长,鼓励从事经济贸易工作的同志排除顾虑,积极进行商业贸易经营,大胆开展加工定货,保障工厂正常生产,减少工人失业。在7月18日的市委扩大会议上,李先念对商业贸易系统如何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作出了重要指示:“商业机关……必须为改善经济、降低商品周转费用而努力。如果成本提高,生产降低,利润减少,那就是社会主义前途完蛋。”在李先念的鼓励、支持和指导下,武汉市工商、贸易、税务等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很快就扭转了贸易停滞的局面,整个市场重新活跃起来,商业部门和生产企业的利润都有所增长。

通过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李先念对于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也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在这一时期他不仅提出了“经济建设首先要发展重工业”的思想,而且他坚决反对用加重工人、农民负担的办法如压低农产品价格和要求工人无限制加班加点等方式积累资金搞重工业。他主张“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工农联盟发展生产。只有以生产扩大和国民收入增加为基础,才能国家工业化。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方法。”李先念这些闪光的思想无疑是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李先念在领导武汉经济建设中所倡导的注重经济效益、节约资源、降低成本的发展思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武汉制造业,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政绩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由于以李先念为首的武汉市委、市政府适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全市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武汉市的经济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5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118%。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初步改善,失业现象大为减少,职工家庭年均收入比1949年增长58.5%。武汉市不仅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任务,而且为一五计划时期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正确领导武汉的“三反”、“五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为了解决在执政的新形势下少数党员干部出现的贪污腐败、蜕化变质问题和官僚主义倾向,反击一些不法资本家腐蚀党员干部,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以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干部队伍的廉洁,中共中央于1951年12月开始在全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又开始在工商界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1952年2月,武汉市政府成立了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在全市全面展开“三反”、“五反”运动。

正确领导全市“三反”、“五反”运动,这是李先念来到武汉工作后承担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领导这项运动的过程中,李先念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原则。他在1952年2月27日给中南局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三反”运动中要做好“三个区别”的工作,即把持宗派成见、蓄意陷害的错误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区别开来;把明知故犯、违法乱纪、官僚主义不负责任所犯的错误与认真负责、积极工作、但由于水平经验所限而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把抵抗组织、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与勇于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区别开来。对于前者均应严格予以纪律制裁,而对于后者则主要是通过教育提高思想觉悟与政策水平。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南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肯定。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李先念特别注意严格掌握党的政策,强调反贪污和“打老虎”既不能有右倾思想,缩手缩脚,怕犯错误,又不能搞扩大化和过“左”的偏激行为。当他了解到有的单位几位领导干部仅仅因为在开会时吃了三个西瓜和吸了两条香烟而被打成了“老虎”,他便及时找武汉市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谈话,严肃指出:“我们的打‘虎’队把‘老虎’的价格提高了,一千万元的老虎打成二千万、三千万元(人民币旧币一万元等于现在的一元)。有的同志吃了几个西瓜,吸了两条香烟,这不算贪污盗窃行为,只能算是多吃多占了一点,认真检查和改正错误就行了。”他还批评说:“有的单位打‘虎’搞逼、供、信,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政策。”“我们的打‘虎’队,应该有‘老虎’就打‘老虎’,不是‘老虎’千万不能硬打成‘老虎’。”他指出:“政策必须有严有宽,宽严必须对照”。李先念的这些指示,对保证武汉市“三反”、“五反”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1952年4月中旬开始,武汉市的“三反”、“五反”运动进入了定案追赃阶段。李先念对这一工作十分重视,再三强调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他在4月19日武汉市政府委员会和市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指出:“对于贪污分子,要依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该处分的处分,但不要轻易采用开除的处分办法,以免造成失业流浪。要深刻体会对贪污分子采取改造的政策精神,是要把‘老虎’变成人。”当得知武汉市政府机关一位领导干部因为动用国家外汇在香港购买药品治病而被打成“老虎”后,他便耐心地向有关部门做解释:这位同志是因为战争年代在国民党监狱中受尽折磨得了肺病,革命胜利后,党组织为了帮助他治病,特地批准他动用外汇在香港购买药品。因为内地根本没有这种药,难道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吗。在李先念的亲自过问下,这位干部最终从“老虎”名册上除了名。

由于李先念在领导武汉市“三反”、“五反”运动中严格执行了党的政策,始终坚持和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而使武汉市的“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了胜利。特别是“三反”运动,对于防止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党员干部腐化蜕变,遏制官僚主义和浪费行为,端正党风,改善社会风气,纯洁党员干部队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武汉市民服务

李先念任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期间,始终牢记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十分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风貌和政治本色。

作为武汉市市长,李先念十分重视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武汉市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他在调研中了解到武汉市街道破损严重,地下排水不畅,市政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工人宿舍奇缺,市民住房紧张,医院设备陈旧落后,病床紧缺等问题时,及时指示有关部门“要为市民多服务,必须坚决在数年内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他在5月1日给副市长王任重和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张先进的信中指出:“医院是大大不够用的,至于职工宿舍,问题就更大……教育问题也极为严重,儿童尚有二分之一未上学,原因首先是无房屋,其次才是师资欠缺。”他明确要求“今后,武汉市的财政开支,要为此而注意。”“根据我们的建设能力,定出向中央究竟要多少钱。”“建设一些医院、工人宿舍,我想总不至于破坏市政建设计划吧?”5月16日,他再次致信市财经委员会,指出“当前市场仍有问题,建筑工程必须加快。”“工人宿舍计划好后,立即开工。”为解决武汉市医院设备差、市民就医难的问题,李先念与副市长王任重商量后,及时拨款为医院增加了500张病床。他还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亲自召开市政建设部门协调会,对球场街等几个重点脏乱街道的路面、水沟和下水道进行了突击抢修和治理,并拨出专款修建职工宿舍和搬迁“棚户”。李先念这种以人为本的亲民作风,为武汉市的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

为了净化社会风气,使武汉市民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李先念还领导全市人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运动和废除娼妓制度的运动。1952年5月30日,李先念主持召开武汉市政府委员会和市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专题研究讨论禁烟禁毒问题。会议决定重新成立武汉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在全市实行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四管齐下,以禁贩禁运为重点,彻底根绝的禁烟禁毒方针。8月9日,李先念主持第10次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点研究禁烟禁毒问题。与此同时,武汉市政府陆续颁布了《武汉市处理烟毒案件暂行办法》、《武汉市烟毒瘾民登记办法》、《武汉市禁烟禁毒委员会奖励自报检举查缉办法》等一系列法规,并在全市发动群众,广泛宣传,严厉查禁,到10月中旬基本上肃清了危害武汉人民长达百年的烟毒。从1952年9月起,武汉市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废除娼妓制度的运动。9月11日,全市统一行动,查封了市区内所有妓院。9月12日,李先念代表武汉市政府签发了废除娼妓制度,封闭妓院的布告,从此终结了这一沿袭二千多年的罪恶制度。市政府还把妓女集中送到新生妇女教养院,帮助她们改造思想,组织她们参加生产劳动、学习文化技术,并安排她们走上工作岗位,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重新开始了拥有尊严的新生活。这些成功的社会改造运动,彻底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扫除了丑恶现象,对于改善全市的社会治安,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李先念在领导工作中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他一个鲜明的工作特点。他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始终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历来深恶痛绝。在担任武汉市市长期间,他不仅本人经常深入基层和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而且在上任后不久还派出了6个居民工作访问队,分别到各街道里巷间进行普遍访问,并在省政府、市政府设立专门信箱,收集广大市民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建议和意见。1952年3月21日,李先念以市长名义发出了《致武汉市民的公开信》,感谢和欢迎各界市民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设性宝贵意见,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监督,对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及时检举,并表示“你们的意见一定要得到事实的答复”。对于少数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李先念向来是从严惩处,决不姑息。1952年4月16日,湖北省贸易公司第三仓库发生了非法吊打工人事件。李先念在收到工人的控告信后,立即派人对此事进行了依法处理,并于4月27日给受害工人写了慰问信。他在信中写道:“这完全是一种藐视工人、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身为人民政府干部,竟胆敢如此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我除已令有关部门立即将其逮捕法办外,并对你们此次所受冤屈表示十分关切,特派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张体学等同志代表我前来慰问你们。”针对一些干部中存在工作作风飘浮,搞形式主义的现象,李先念也曾多次耐心地进行批评教育。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党的工作路线是群众路线,我们当干部就应该关心群众生产,在可能办得到的条件下,解决群众的穿衣、吃饭、住房、走路、柴米油盐、疾病、卫生以及家庭夫妇吵嘴诸问题,这是我们共产党人要经常注意的问题,你浮在上面,怎么能解决群众的问题呢?他在给省、市一些负责同志的信中曾对形式主义作了猛烈地抨击,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两年多的工作究竟是否踏实,很值得怀疑。恐怕有‘锣鼓喧天、红旗飘舞、这里拥护、那里万岁’之风,做假报告恐大有人在。这种人基本是党性不纯,而且是严重的党性不纯。既然他可以欺骗党,他何不可以欺骗人民呢?这种人是国民党的作风,欺上压下,华而不实。对这种人,必须毫不留情地给以斗争。屡教不改者,只有请他让开好了。”“形式主义仍较严重。工作推、拖,打腰鼓,扭秧歌,扯红旗,贴标语到处都是,但情况谁也不够了解……遇事公文旅行,有的转来转去达数十天之久,组织力量特别软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李先念提出了选拔和考察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所谓‘德’是什么?即高度自觉地为人民服务。所谓‘才’是什么?是能否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实事求是。要如此,必须有群众观点,民主作风。能集中和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者为真才。”李先念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观点和考察干部、发现人才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走群众路线,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52年12月,李先念因工作变动离开了武汉市委、市政府。此后,尽管他的工作岗位不断变化,先后担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但他始终心系武汉,一如既往地支持、关心武汉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并多次回武汉视察工作。武汉的许多重点工程建设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等等都浸透了他的心血;武汉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吸引了他关注的目光。今天,尽管他已经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江城,但他那坚强纯正的党性立场,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五湖四海的革命胸怀,公正无私、光明磊落的优秀品德,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勤政爱民的施政风格,将永远是武汉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武汉人民决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团结拼博,艰苦创业,不断提升武汉的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努力走在中西部城市的前列,以此来纪念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书记、老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