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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城市发展——写在武汉解放60周年

发布日期:2009-05-16 10:09:00

1949年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汉口市区,次日便有效地控制了武汉三镇并对武汉实行全面接管。此前,哈尔滨、石家庄、济南、长春、郑州、沈阳、天津、合肥、北京、南京、太原、杭州等大城市业已在解放战争的豪迈进军声中宣告解放,而此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尚有4个半月。5月16日,从此成为武汉解放纪念日。从那时起,整整60年过去了。60年来,武汉在曲折中前进,在探索中发展,经历了全面的社会转型和深刻的社会变迁,不断实现整个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新跨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目标。武汉60年城市改造、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

武汉一解放,整个城市旋即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生政权所接管,广大市民成了这座历史名城的真正主人。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这座城市,基本上是一个乱摊子,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新生政权面临的任务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改造旧城市,建设新武汉”。首先是稳定市场物价,统一财经体制,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大力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努力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195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4.32亿元,超过抗战前(193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

从1953年起,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全国开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到1957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1958年到1965年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其中1960年到1962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确定在武汉新建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青山热电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重点建设项目,武汉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年递增55.7%,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4.1%,交通运输较快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得到加强,市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改善。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武汉基本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综合性的工业基地的框架。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时期,尽管生产建设遭到严重破坏,武汉市的城市发展仍然没有止步。从总体上看,武汉市工农业生产虽然起伏较大,但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

十年内乱结束,武汉市同整个国家一道,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以其创新的思维、正确的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开端和社会转型的历史起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武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开展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对外开放。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武汉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实行计划全面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部分中央、省属在汉企业下放武汉管理。这是武汉市振兴市场经济、实现社会转型的历史转折。武汉成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标志着武汉城市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开端。武汉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实际上是城市层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并与单项改革整体推进。其任务是,探索打破条块分割、政企不分的改革路径,围绕减政放权、搞活企业,增强城市的集聚力、吸引力、辐射力,在计划、财税、投资、土地等方面大胆突破。

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起新一轮改革热潮,南巡的第一站就是武汉。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以后,武汉先后成为全国进行开发区综合改革试点和长江沿岸内陆城市实行开放的5个城市之一。武汉市提出了“坚持开放先导,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93年,武汉市又被正式列为全国科技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成为全国第一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的副省级中心城市,武汉市第二次综合配套改革正式启动,武汉市进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指向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时期。第二次综合配套改革以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市场体系为重点,其根本目标是,在实现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换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换。

1994年,国家先后批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两个开发区进行建立“小政府、大服务”管理体制的探索;沌口、庙山两个发展区率先试行区域一体化和封闭管理,还进行一区多园和大区带小区的试验,发挥开发区在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同年,武汉市被批准为金融对外开放城市,此前的1986年,武汉市曾被确定为全国5个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之一。1997年9月,武汉被确认为国家体改委国有资本营运体制改革试点城市。

从计划单列、第一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到内陆开放城市,以及各项单项改革相配套的第二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武汉在整体发展的国家战略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先行先试的中心城市,在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转轨的改革发展国家战略布局中,武汉一直扮演了排头兵的角色。作为我国内地最大商埠的武汉,作为市场体系萌芽历史悠久的武汉,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了以汉正街为代表的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小商品市场,市场体系的发育日趋成熟,市场经济的扩张不断发展,市场体系的功能日益强化,多元经济成分的格局日益凸现。2007年,武汉市民营经济增加值572.72亿元,同比增长15.5%,比全市GDP增幅高0.4个百分点,占全市GDP比重的40.2%。虽然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尚存在不小差距,民营经济发展不够,仍然是武汉市存在的突出问题,但也将近占据整个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经济成分相比早已不能同日而语了。

二、从传统都会到现代都市

武汉地处内陆腹地,居中得水,地理区位优越,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的大都会。从1861年开埠至20世纪30年代,武汉一直是“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曾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中西部诸省“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武汉还是近代工业的发祥地,100年前曾是赫赫有名的工业重镇。武汉不仅在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中打响了第一枪,而且早在19世纪中期就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领头羊。但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武汉的传统社会特征同样非常突出。城市市民都是昨天的农民,不仅与农业社会有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自身的观念意识、生活方式就是小农式、小生产式的。城郊农村,也与大农业地区的一般农村没有多大区别,其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样是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直到1978年,武汉市郊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102.6元,人均生活费支出为98元。经过30多年扫盲,到1982年,武汉郊区农村12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仍占24.4%。武汉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路程同样非常漫长。武汉的码头文化也脱离不了传统社会行会帮会的浓厚色彩。武汉解放伊始,就面临着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任务,新生的城市政府明令禁止和严厉取缔娼妓、纳妾、赌博、吸(鸦片)烟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大力移风易俗,改革、消除各种毒化社会、危害市民身心健康社会风气和生活习俗。一个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新武汉,在上个世纪50年代很快就展现在人们面前。

然而,真正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大步跨越,还是始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及其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武汉虽然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开风气之先的工业城市,享有“九省通衢”美誉的商贸大都会,但又是一个广袤农村和小农经济包围的孤城,中心城区和市郊农村不仅产业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居民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不同,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体制不同,因而成为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城市和郊区,和周边的广大农村,完全沿着两条不同的轨道运行,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与大多中国城市一样,武汉要跨入现代城市的行列,要迈向现代性社会的目标,其艰巨性、复杂性在于,它需要告别的不只是一个传统,而是两个传统,一个是千百年小农经济社会的传统,一个是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军事组织和其他组织在长期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军事共产主义传统。在我们的理论和观念意识中,往往只关注了前者,而没有或没有足够地关注后者。

军事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对军事管理体制或对类似军事管理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过分依赖。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管理体制以及诸如包干供给、绝对的平均分配等等制度及其所派生的平均主义、依赖国家、依赖单位组织等等观念意识,形成于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延续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一直影响到现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则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狂热巅峰时期。那时候时兴的是班排连的军事建制,城市农村、工厂学校成了大兵营,团体组织成员乃至平民百姓流行的是身着军装,唱歌是进行曲式的,舞蹈是冲锋杀敌式的。各类各级组织的领导人成了军事指挥员,党和国家领袖突出了军事统帅的角色。军事共产主义的管理体制及其所派生的诸如包干供给、绝对平均等分配制度和观念意识,形成强大的传统定势,成为全能政府的体制根源。政府无所不能,行政依赖遍及社会。尤其是城镇职工,即计划体制内的社会成员,一切依赖国家,依赖单位组织。在生活保障上,衣食住行、医疗教育,从摇篮到坟墓,全指望由国家(通过单位组织)包下。而在体制外,在广大农村,成了社会保障的空白。

经过30年的体制改革,传统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管理体制以渐进式的方式逐步被打破。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民生活稳步提高,贫困人口大量减少,城郊农民离开土地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大量集中,为武汉的社会结构转型、为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带来强大动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整个城市的面貌。武汉市的新农村建设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稳步提高了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据预测,武汉市2020前农村二、三产业将获得迅速发展,有望基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在此基础上,2020—2030年,农村产业化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农村城镇化率达60%以上,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可望基本实现。

进入新世纪,随着劳动保险制度日益完善,武汉市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在管理体制上推行“五险合一”的管理模式,养老、医疗、工伤、生育等五大险种合而为一,统一账户,“一站式”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由体制内到体制外,由城市到城郊农村,即将实现覆盖全社会的目标。住房分配的市场化改革,不仅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支柱产业,而且大大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截止2007年底,武汉市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28.35平方米,为改革前的3倍以上。

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民间社团、中介组织的迅猛发展,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小政府、大社会”的新格局的逐步形成,使得武汉市这个传统的都会,日益走向现代公民社会,日益走近现代化的大都市。

三、从两通突破到两型社会

80年代初,我国的改革开始从农村向城市扩展,重点也逐步向城市转移。地理区位得天独厚的武汉,早在张之洞治理湖北的工业化肇始之时,其后在辛亥革命推翻几千年封建帝制澎湃大潮中就敢为天下先的武汉,再一次成了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为了争取成为城市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武汉市发起了城市发展战略定位的研究探讨。在讨论中,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李崇淮所提出的“两通起飞”的战略构想,得到广泛的认同并为市委、市政府所采纳。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武汉市为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两通起飞”成了武汉市第一轮改革发展的突破口,“两通突破”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武汉市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

经过1984年、1993年先后启动的两轮改革发展,武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本确立,武汉的城市发展方位也步入了工业化中期。进入21世纪,我国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战略机遇期,武汉处在欠发达的中部地区,面临着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战略任务。武汉志在抢抓机遇,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开放走在中西部前列,大力缩小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

然而,包括武汉在内的中部地区在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与东部地区当年不同的发展环境条件,经济整体实力仍然相对较弱与生态环境恶化,高人口压力、低承载能力,高资源需求、低供给能力,高环境脆弱性、低环境投入能力等诸多的两难困境并存,构成了包括武汉在内的中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长期挑战。武汉必须选择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道路,转变发展方式,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武汉为首位城市的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战略定位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并被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这是武汉市又一次新的发展战略定位。从两通突破到两型社会,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定位与时俱进,几经变化,包括定位于国际性大都市,国际性城市,中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中部地区科教商贸中心等等,总的来看,武汉的定位趋向于自身的特点和实际,同时也适应了全国乃至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新形势、新要求。在担当率先实现中部崛起重任的今天,武汉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又面临着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对于城市发展及其战略定位,有的媒体宣传中强调国家战略与中央政府的作用,认为“全国一盘棋,地方就是棋子,哪个地方先动,哪个地方动得更经常一些,取决于国家发展的整体考虑。势在时局,事在人为,势的判断在国家,事的作为在自己。”我以为,国家的整体布局固然重要,但地方的自主性、主动性、积极性同样重要,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缺一不可。现在,中部崛起的战略决策,国家业已确定;“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定位,也已经纳入国家的发展战略;先行先试的自主权,国家也已经赋予;中部崛起龙头城市的定位和作用,也成为普遍的期待。2009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参加湖北代表团讨论时特别指出,作为中部的一个重要城市,武汉具有五大优势:区位优越、工业基础好、交通枢纽、商贸中心、科教实力强。这五个优势决定了武汉市的发展前景广阔。温总理寄语武汉利用好现有的优势,在中部崛起中走在前列。在这种情况下,武汉的发展,更是取决于武汉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新一轮的改革发展要求武汉自身首先是武汉的决策者、领导者,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为天下先,敢于冒风险,用好、用活、用对中央给予中部地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善于把国家政策与本地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探索中求发展,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凡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各项措施,就应努力去做;同时,进一步扩大开放,兼蓄并收、海纳百川,在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实现中部崛起。

新的发展战略定位,不仅政府重视,专家关注,民间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9年2月中旬,也即农历新年伊始,海南天涯社区网站一幅有关“武汉定位”的帖子,引发了一场有关“武汉定位”的热烈讨论。参与讨论的有散在海南、广东等各地的湖北武汉子弟、曾就读于武汉的莘莘学子,也有武汉的媒体及其邀请的专家学者。反映了民间人士、湖北武汉子弟从家园情怀到公民意识的新觉醒,也反映了在新一轮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中,武汉市引人瞩目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也预示着武汉城市发展的光明前景。

(本文作者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原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