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 和 国 领 袖 与 武 汉

建国初期，毛泽东曾在武汉指着汉阳方向，询问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党组书记的刘惠农“你怎么去汉阳”， 刘惠农回答“当然是坐划子”，毛泽东笑了笑接着说，我也愿意坐划子到汉阳看看。弹指一挥间，57年过去了，如今武汉发生了巨变，又何止是“去汉阳”，这其中无不凝聚着毛泽东等共和国领袖的心血、嘱托、牵挂和关注。

武汉成为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凝聚着毛泽东的心血

1953年，正当武汉人民以主人的姿态，积极投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南下，来到武汉。2月16日晚，毛泽东到达武汉，一安顿下来，便找中南局和湖北省、武汉市委的主要领导，了解有关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等方面的情况，此后又专门召开座谈会详细询问，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要团结民主人士，争取他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华中重镇武汉应该是全国重工业基地，理当成为新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建设的中坚。为此，国家批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在当时被称之为，关系我国建设前途的重大骨干工程的156个项目中，武汉被指定承担了7项，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和武汉长江大桥等。

国家重点项目的布局，7大项目落户武汉，奠定了武汉成为中国工业重镇的基础。其实，毛泽东——这位改变中国发展方向的历史巨人，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之初，就把目光注视到了武汉，并寄予无限希望。武汉地处长江边，每年汛期，江水常常威胁武汉。1952年毛泽东批准荆江分洪工程，并亲笔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荆江分洪工程的建成，不仅增强了荆江大堤的防洪能力，而另一重要意义就是，减轻了汛期武汉堤段的压力，保卫了武汉的安全。

2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刘惠农陪同下乘“延安”轮，巡视了汉江两岸。返回时，毛泽东问刘惠农，老百姓过江都是坐划子吗？刘惠农点点头回答：“是的”，“这里是汉水、长江的汇合口，风大浪急，坐划子很不安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决定在汉水上架设铁路桥和公路桥将与长江大桥一起，把武汉三镇连成一片，”毛泽东听后无语，只是点了点头，他的思绪仿佛回到了26年前的今天。

1926年12月，毛泽东来到即将以“京兆”区命名的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他清楚地记得武昌、汉口、汉阳作为统一的行政区划，命名为“武汉”是1927年1月1日的事，当时就是“名”合一，而“地域”被长江、汉水分割成三镇的局面。他当年往来武汉三镇，主要交通工具就是乘轮船或坐划子。把三镇连成一片，是几代人的梦想，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也只能是个梦。

此时的毛泽东听了刘惠农的介绍，虽然无语但已宏图在胸，于是毛泽东决定第二天去实地考察一下铁道部提议将龟山和蛇山一线作为长江一桥的选址，同时也想再一次重登黄鹤楼。

是啊！凡来武汉的文人墨客大都会慕名登黄鹤楼，赋诗吟唱。26年前毛泽东也来过这里，留下了不朽诗篇。1927年，这里的国民革命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毛泽东凭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却在革命的欢呼声中觉察到了革命洪流中波谲云诡的政治，意识到对丹心救国的革命者来说，一场灾难就要来临。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进行广泛的土地革命，时任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不予理睬。毛泽东带着一种无力回天的苍凉、痛楚的心情登上了黄鹤楼。

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革命成败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关口，伫立在黄鹤楼上的毛泽东，极目所见的是“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他寻思着，不断地询问，主宰沉浮的出路在那里？苍茫大地无人以对。但是不久，拯救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在毛泽东心里定了格。随后他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了“上山进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当年是惊四座、惊天下。8月，毛泽东离开了武汉，上了井冈山。此后，就是在武汉提出的这一惊四座、惊天下的思想，他从井冈山一直走到天安门，他指挥枪杆子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从此，毛泽东与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与黄鹤楼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今换了人间，第二天即18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汉地方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沿着盘山小道，又一次登上了武昌黄鹤楼。他凭栏远眺，看着那汹涌湍急的江水，眼前的景象仍然使他感叹！长江仍把京汉铁路、粤汉铁路阻隔，把中国的南北交通阻隔。就在这滚滚长江边，毛泽东同意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并表示赞成铁道部提议在龟山、蛇山线选择桥址的方案，实现“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宿愿。

1954年12汉水铁桥建成，1955年12月汉水公路桥建成，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武汉三镇从此联为一体。

毛泽东的一生是挑战风浪、击水江河的一生，他爱长江，爱武汉，1953年以后毛泽东前后近40次到武汉，18次畅游长江，在武汉居住最长时间达168天。武汉的山山水水都留下来他的身影，武汉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脚步 。

在武汉取名“小平”，要“更发展”的嘱托改变武汉

1927年就在毛泽东准备离开武汉，去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时，23岁的邓小平于6月底来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那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濒临失败的边缘，作为国民革命中心的武汉，此时到处逆流汹涌，暗藏杀机。这时的邓小平叫邓希贤，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仅半年。邓希贤到武汉后，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央政治秘书。日益恶化的革命形势，迫使党的工作开始由公开转入秘密。为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任政治秘书的邓希贤，在武汉改名邓小平，并一直沿用下来。后来“邓小平”成了全中国、全世界耳熟能详的名字，而“邓小平”名字的诞生地就在武汉。

8月7日，身为中央秘书的邓小平，筹备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了会议，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不久，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7年底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一年的武汉之行，党的八七会议成功召开，对邓小平个人来说似乎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而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八七会议，则是中国共产党由大革命失败向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点。

时间整整过去了65年，又是一个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决定到南方视察，首先来到了武汉。过去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但是，周边国家经济加速发展的势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我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能否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历史走到了关键时刻！

而1990年到1991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国内1989年的政治风波，加上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的暴露，使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面临相当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遇到了暂时的困难。这一切，使许多人产生了困惑。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有人提出改革开放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等等……。人们在思虑着，期盼着回答。

1992年1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到南方视察，第一站就来到了武汉。上午10点20分，邓小平乘坐的专列缓缓驶进武昌火车站，湖北省、武汉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关广富、郭树言、钱运录在车站迎接。在陪同人员的搀扶下，邓小平走下了火车，与省、市委领导一边握手，一边告诉大家，他只在车站作短暂停留，休息室不必进了。

就在武昌火车站邓小平发表了一些出人意料的讲话，这些讲话回答了全党全国人民正在思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快就不要慢，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邓小平短短的会见，内涵十分丰富，但无疑透露的是，中国的全盘发展绕不过武汉这个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地理及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华中重镇——武汉。近半个小时过去了，邓小平缓缓站起身来，与大家道别。省、市委领导们紧紧握着老人的手，激动地说：“我们大家都希望您老人家在湖北多呆些时间多给我们一些指示。”邓小平充满期望的说：“等你们更发展了，我一定会再来的！”

“等你们更发展了再来”——这是对湖北、武汉工作的重要指示，这是对湖北、武汉人民的深情嘱托，邓小平期望并相信湖北、武汉一定能够发展得快些、更快些。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视察，武昌是这次视察的第一站。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使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改革开放、武汉的改革开放都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迅跑。

江泽民牵挂着武汉的安危、振兴和发展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对世界作出一掷地铿锵的宣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翻，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

这对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是一重大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飞跃。而把握、促进这种飞跃的人，要有特殊的人格定力。因为这是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有风险、有荆棘，需要开发、需要探索。1992年12月，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凭着对使命的执着追求，对使命的浓烈的责任，来到曾经工作过4年的武汉，他来的是那样的果断和及时。

从1992年10月开始，物价上涨幅度逐月加快。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严重影响了农民增加投入的积极性。此时社会上有人说，我国的农业已经过关了，粮食多了没地方放了，农业可以不投入了，其实质是为放弃农业投入寻找借口。其实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已相当紧张，有些问题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势必导致社会供需总量失衡，后果可想而知。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发现了上述问题。

湖北是我国重点粮棉产区之一，素有“湖广熟，天下足”的地位。江总书记带着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全面振兴农村经济这一重要课题，来到了湖北的江汉平原，进行了为期4天的考察。在田边、在地头、在农舍，江泽民和干部群众亲切交谈，实地调研。24日，江泽民在武汉亲自主持召开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

他牢牢把握国计民生基础的基础——粮食问题，对大家说：改革开放14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确实很快、成绩巨大。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不能说粮食已经多了，农业己经过关了。不但90年代不能说这个话．而且下个世纪的前50年，也不能轻易说这个话，一定要使农业是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的思想不断深人人心。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此六省区集中了全国总数的近百分之四十农民，江泽民晓以利害地对六省区干部说，从这次调查情况看，现在因为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民盼望党和政府支持他们进一步搞活农村经营，引导他们进入市场经济的新天地，尽快脱贫致富，生活水平达到小康。

江泽民的这次武汉之行，给历史留下了回声：带领十几亿中国人在致富和奔小康的道上探索、前行，粮食是看家的保障。此后，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改革了农产品购销体制，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1995年至1997年连续三年我国粮食获得大丰收，粮食生产能力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大事业常常要经历大灾大患。1998年武汉百年不遇的洪水，江泽民的牵挂和竭尽全力的指挥抗灾，感动、激励了武汉人民，使武汉的长江之滨改变了历史、改变了模样。

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继1954年以来的又一次特大洪水。异常的汛情，引起了共和国最高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7月6日，长江首次洪峰经过武汉的第二天，朱镕基总理就带着江泽民的关切来到武汉。7月21日，当长江第二次洪峰逼近武汉时，正遇一场百年罕见的特大暴雨突袭江城，700万武汉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武汉的安危，深深牵动着江总书记。这天深夜12时，他打电话给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要求沿江各省市，特别是武汉市要做好迎战洪峰的准备，抓紧加固堤防，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确保武汉等沿江重要城市的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从此，“三个确保”成了“98”抗洪、保卫大武汉的主题，。

8月，武汉已是头顶长江，洪水高出市区已达5米左右，气温高达摄氏38度。14日，江泽民亲临“火炉”武汉，不顾个人安危视察汛情。上午10时25分，江泽民来到著名险段——龙王庙。龙王庙位于长江和汉江交汇的汉江口河段汉口岸，地处河道急湾，堤外无滩，深泓逼岸，屡发河岸脱坡。一旦龙王庙出险，整个汉口将成水乡泽国 。

72岁高龄的江泽民站在用草袋垒起的堤坝上，此时，长江第五次洪峰正逼近武汉，水位高达29.07米。看着堤外高出城区5米多的滔滔江水，再看看堤内，武汉三镇安然无恙，人民生活井然有序，这仿佛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却又前途未卜的大决战。顿时，一个政治家的深谋，一个难以遏制的激情，使他坚毅而豪迈地向世人宣布：这场“防汛抗灾，我们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他的激情、他的宣言，把所有抗洪大军的士气了鼓动起来，把一场誓与长江大堤共存亡抗洪抢险决战推向了高峰。

此后，抗洪大军在江总书记的激励下，又击退了长江3次大洪峰，保住了武汉城市安全，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洪水退去，江泽民总书记仍惦记着龙王庙险段。1998年国家拨下专项资金对龙王庙进行综合整治。这项工程的完成，使困扰武汉人民数百年的堤防第一险成为了历史。如今龙王庙已被110米长浮雕墙及700米长观江平台，把昔日的汛情险点变成了城市旅游、休闲的景点。

胡锦涛关注着武汉“两型”发展、自主创新

走进新的世纪，新的思路、新的探索、新的对策如何奏出新的乐章，21世纪的中国，仍是一个没有现成的路可走而必须继续开辟道路的时代，人们匆匆的脚步，催促般地发出诱惑声，使武汉，曾经在经济上仅仅落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的武汉人坐不住了。他们羡慕“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向往“东部沿海开放”的经济繁荣，暗叹自己发展的缓慢。他们在“我们不是东西”即“既不属于中国的东部，也不属于西部”的自嘲中，提出了“武汉怎么办！”，图谋着武汉的战略崛起。

2004年初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促进中部崛起”，接着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部崛起”战略被列为2005年经济发展重点之一，并准备纳入“十一五”规划。战略虽然已经明确，但是中部如何崛起，中央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政策。而久违“政策洼地”的中部城市如遇甘露，他们因停滞已久而无法顾及，各省纷纷研究如何推进的具体目标和思路，于是“武汉城市圈”、“长株潭一体化”、“昌九工业走廊”等中部五大城市经济带发展战略相继推出。但是，区域的不同，途径和方式也不一样，中央会照搬长三角、珠三角等旧有模式吗？中部到底该怎样发展，湖北、武汉又该怎样发展？人们在思考着、寻觅着！

2005年8月19日至23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河南、江西、湖北三省进行实地考察。胡锦涛在河南、江西、湖北三省考察时均强调：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全局。

历史进入21世纪，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是一个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但是我们的发展虽然有很大的机遇，但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如：区域间发展差距拉大；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强；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使用；人口问题、三农问题等等，它严重制约了中国的未来发展。而“中部崛起”正是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的新思路，它与西部大开发、东部沿海开放构成了国家发展战略的完整体系。但是，实现中部崛起，中部在发展战略上，与国家的发展是怎样的关系，怎样找准自身的发展方向。胡锦涛的这次中部之行，其寓意深刻。他有些地方重点考察了农业，有的是现代制造业，有的是资源开采和利用等等。

胡锦涛在这次的武汉考察中，重点就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行了考察。他先后来到新飞电器有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武汉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调研。胡锦涛为什么如此的关注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因为制约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的企业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强，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竞争技术，他期望武汉的企业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利用科教和人才优势，探索出一条新路。

当胡锦涛在武汉烽火通信公司生产线旁，听到赵梓森院士关于电子技术发展情况和战略趋势分析，了解到该公司掌握了一批光通信领域核心技术，承担了国家“十五”计划等多项重大课题，90%以上的科研成果实现了产业化时，他十分高兴。胡锦涛肯定了该公司的做法。他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也是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我们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成为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胡锦涛的这次中部之行，到了河南、江西、湖北、武汉；到了多种经营基地、城市社区；到了重点工程施工现场、长江大堤防汛险段；到了企业车间、建设工地、农业基地、科研院所，他脚步匆匆，四处寻觅。胡锦涛一路行走着，他期望湖北、武汉能走出别样的风采，走出一片以自主创新为支撑的，辽阔的新天地。

12月1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胡锦涛总书记，他把自己最紧迫、最宏大、最深远的心事托付给了湖北、托付给了武汉，他正关注着湖北、关注着武汉……，自主创新，中部崛起！“两型”社会，科学发展！

（本文作者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