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生产：让工厂冒烟

银元劈两半

1949年5月16日，23岁的倪凌云照常到他的电报亭上班，他的工作是当营业员和译电员。那天很多焦急的生意人排队等着拍发电报。上午，电报一个字还是一角钱，过不多时就涨了。他接到电信局的电话说电报费涨了。“打电报的人就是带一捆金圆券来，真的是这样，一点不夸张。”到下午，索性电报费只收银元。

倪凌云当时在汉口电信局工作，电信局在民族路设了一个电报亭，别看是个小电报亭，它的生意比天津路电信局和济生路（友谊路）电信局都好，因为那时候长途电话线被破坏，与外界的联络主要依赖有线和无线电报，电报的业务量远远大于电话。而民族路一带是做生意人聚居地，因金圆券大贬值，对那些外地来汉经商的人，拿了钱赶紧兑现银元，所以银元贩子就在这里集结，当时铜人像一圈不是妓女就是贩子。电报亭设这里，生意人就随时用电报向外地汇报不断变化着的物价和银元兑率。

当时人们已不再信任纸币，为防止用银元购物时找零找回纸币，人们流行把一块银元劈成两半，甚至分成四瓣使用！

请回财神

倪凌云还有一个身份，他母亲是武汉大资本家贺衡夫的侄女，那时都是大家庭一起生活，他对贺在当时的情形很知道一些。

作为汉口桐油大王、六家企业和四家银行的董事、一度的汉口商会会长、归元寺的大护法，贺衡夫在工商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想争取他。贺一贯积极从事赈灾和慈善事业，就在1949年4月底，他与张难先、李书诚、陈时、艾毓英、陈经畲、夏斗寅等人还成立了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保证了武汉真空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安全。还为解放军筹集粮食。国民党特务竟指示暴徒绑架和袭击他。

“那是在5月8日，在天津路贺家。我记得很清楚。”贺衡夫当时正与王际清通电话，忽然听筒内传来嘈杂声，接着就挂了。再打过去，接电话的显然换了人。贺情知不妙，赶紧跑到他在中央信托局工作的一个朋友宅中躲藏。果然，那是特务去绑架王际清。不久他们又来到了贺宅。贺的一个儿子跳楼躲藏时还摔伤了膝盖，儿媳被他们捆住拇指用木楔子打。贺衡夫带着夫人和孙子第二天就逃到香港。很多大老板也都这样跑到香港，程子菊、何祥林、李国伟、刘梅生等都是，还带走了大量资金。新政权要力挽经济颓势，让市面恢复，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要请回这些财神。因此经多方遣人赴港说服，终于在1950年贺衡夫等人回到了武汉，他任市工商联副主委。贺随身带回40万美元投入企业运作中。很快，新政权下的武汉市经济就恢复起来。

武汉文史馆原馆员陈羲伯回忆说：武汉解放前夕，武昌第一纱厂在市面售出纱单上万台，无货可兑，实际上他们将存纱全部暗地运往香港。数以千计的持单人知道了这事，不禁哗然，共同请担保人贺衡夫出面主持公道。贺衡夫正患感冒，当即扶病接见，说着嘱长子拿出一只小皮箱，当众打开说：“这里面是我全部的财产的契约股票。现金我拿不出来，我现在把这皮箱交给你们，让你们放心。决不让你们吃亏。”他的慷慨感动了在场的人。后来，还是贺衡夫私下筹到1万银元，交给该厂，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