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重振武汉制造雄风

以史为鉴，重振武汉制造雄风

——武汉近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与启示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一、享誉全国的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等集群式机器工业与中国近代制造业的发祥地之一武汉

（一）、武汉是晚清全国最重要的制造工业中心

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了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不到80年，1840年英国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雄厚经济实力，悍然挑起和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历程。1861年汉口被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任由列强开辟租界，设立领事。

1、俄商汉口顺丰砖茶厂的建立标志着武汉近代制造业的诞生

西方列强在获得政治上的权益后，开始加紧对武汉及其周边地区经济掠夺，从设洋行、销洋货，发展到直接利用武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开办工厂。1873年，俄国商人李特维诺夫鉴于武汉的地理优势，将其在湖北崇阳的顺丰砖茶厂迁入汉口英租界下首的江滩边（今黄陂路），建立起一个方阵形的几栋楼房作厂房，并从欧洲引进最先进的发电机组、蒸汽机、大型锅炉和制茶机器设备，采用先进的机器生产。同时，为了适应运输和市场需要，汉口顺丰砖茶厂自行研制了一套制茶方法，制成后的茶叶经过包装，运销中国承德、北京、蒙古等地以及俄国。由于采用先进机器生产和制茶技术，汉口顺丰砖茶厂迁汉当年压制砖茶即达15万箱，获利甚为丰厚。汉口顺丰砖茶厂是当时中国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砖茶压制企业。常有职工800—900人。工厂引进的发电机组、蒸汽机、大型锅炉和制茶机器设备，是武汉最早的蒸汽动力和机械设备。这一机器大生产特征表明：汉口顺丰砖茶厂的建立，标志着武汉近代制造业的诞生。顺丰砖茶厂的盈利效应，促进了武汉外商砖茶制造业的发展。随后俄国商人托克马可夫与莫洛托夫将新泰砖茶厂迁汉，莫尔恰诺夫与古佩恰特夫将阜昌砖茶厂迁汉，英国也建立了砖茶厂。19世纪80年代，武汉地区输出的砖茶占全国60%，年输出总值达200多万两白银，汉口一时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加工和出口中心。其后，英、美、德、法、奥等国的蛋粉厂、熔金厂、打包厂、汽水厂、制冰厂、榨油厂、灯泡厂、制酒厂、面粉厂和金属加工厂纷纷建立起来，到1900年，西方列强在汉建立的制造工厂达40余家。

2、张之洞发展制造业的新构想

西方列强日益深入的经济侵略，使清政府内部一部分实权人物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与衰败，意识到只有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才能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便是其中的代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黄炎培先生谈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时指出，研究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不要忘记张之洞。这是一句深含嘉许和值得回味的话，就是指的不能忘记张之洞创办一批近代化企业的历史功勋及其经验教训。张之洞是清末实力派人物，1889年他出任湖广总督后，主张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办制造实业，实行机器生产，打破传统的小生产方式的一统天下，逐步形成发展工业的新构想。强国富民是张之洞发展工业思想的核心。他全面考察西方列强崛起原因后，明确指出西方列强民富国强，在于充分发展了工业生产，坚持“工本商末”的经济思想：“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百工化学机器开采制造为本，商贾行销为末”；“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所以，张之洞主张“今日中国救贫之计，惟有振兴农工商实业，劝导民间仿用机器制造，以外塞漏卮，内开民智，尚是一线生机”。抵制西方列强侵略，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御侮自强”是张之洞发展工业思想的根本。他指出，兴办工厂才是抵制外商侵略的途径，以免受制于人，“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他在1895年的一本奏章中指出：要使土货价值提高，出口增加，不受外洋挟持，唯有发展先进的制造工业。广开财源，实业为先，用财勿啬，是张之洞兴办工厂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在创办实业中“崇俭”、“省啬为先”是“省事息民之常经，闭关自守之善策，而非所论于强邻环伺之时势也”。强调“本欲阜财，必先费财”，“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兴工为国，兴工为民”，增强国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张之洞兴办工厂思想的重要措施。他通过驻德国公使许景澄订购当时最先进的小口径枪、新式快炮及炮架、炮弹等成套设备，不惜屡屡追加货款。并反复强调：“鄂设枪厂，机宜新式”，“器必求精求新”。他认为，“机器愈备则出货愈速，制造愈精”。只有对先进技术主动吸收，才能摆脱对外人的依赖。鼓励民间兴办工厂，是张之洞思想又一内容。张之洞认为民办实业是达到富民裕民最有效的措施，“欲养穷民，查荒地，不如劝百工；欲塞漏卮，拒外人，不如造土货”。发展民营工厂，“提倡与奖励”相结合，竭尽全力，排忧解难，使民能够真正“以资金投之于实业”。

3、“黑”（冶金）“白”（纺织）产业的开创与著名的“汉阳造”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张之洞在湖广总督16年任上，始终不懈地追求“求强求富”的工业实践，塑造了他敢为人先、百折不挠、持之以恒、崇尚实业的人格魅力。1958年冬，毛泽东在武昌主持中央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与王任重、陈再道等谈论武汉工业时，再次肯定张之洞，指出武汉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1890年，张之洞在武汉创立湖北铁政局，选址龟山北麓，滨临汉水，随即将从英国、比利时引进的先进冶炼设备从广州运至汉口。1891年湖北炼铁厂（汉阳铁厂）正式动工，1893年建成。全厂共有大小10个分厂，炼铁高炉2座，炼钢转炉2座，平炉1座，聘请外国技师40余名，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精钢、熟铁3万吨，工人3000名。汉阳铁厂规模宏大，设备先进，技术水平高，是武汉地区第一家官办近代企业，也是当时中国第一家近代黑色金属冶炼联合企业。同时，还是亚洲规模最大、技术一流的钢铁联合企业，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7年。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正式合并改为商办，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公司。当时被称为“东半球首屈一指的钢铁基地”。建厂后的31年共生产铁250万吨，钢55万余吨。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是张之洞到武汉后主持创办的军工制造企业。它是清末各行省19所军火工厂中规模较大、设备最新的兵工厂，有工人4500人。1892年动工，不惜巨资从德国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制造连珠毛瑟枪和克虏伯山炮等成套设备。1894年建成。枪炮厂经技术改良投产的汉阳式79步枪（汉阳造）、陆路快炮、过山快炮，均是当时较先进的军事装备。1904年枪炮厂规模扩大，分厂林立，改名为湖北兵工厂。湖北枪炮厂虽然创建时间晚于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军工企业，但其设备、产品明显优于前者，成为晚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军工企业。特别是步枪“汉阳造”，闻名全国，直到20世纪中期，依然是中国最主要的步兵武器。1908年，湖北兵工厂改名汉阳兵工厂。该厂在张之洞离鄂前共造步枪11万支，枪弹4000万余发，各种炮985尊，各种炮弹98万余发。后任湖广总督陈夔龙称：“其制度宏阔，成效昭然，叹为各行省所未有。”纺织是张之洞在武汉主持开创的第二大产业。他任湖广总督后，在武昌先后建立起集群式的纺织企业——布、纱、丝、麻四局。共投资284万银两，有职工4500余人。当时官布局拥有自动布机的台数居全国之首。制麻局是国内第一家用近代机器制麻的工厂。1889年张之洞派员将从英国订购的纺机运至武昌，1890年动工兴建湖北官布局，1892年建成。整个布局装备布机1千台，纱绽3万枚，聘用外国技师10多名，月产布2千米，当年盈利即达36万两（银），布局初见成效。1895年张之洞又主持兴建湖北纺纱局，1897年建成，拥有纱绽5万枚。1893年张之洞派人到上海学习缫丝技术，1894年兴建缫丝局，1895年竣工，1896年投产，装有缫车300盆，全部产品运销上海。鉴于湖北盛产苎麻，1897年张之洞招请德商瑞记洋行兰格从英国北爱尔兰引进纺麻机器，筹办建厂，1906年投产，共有纺麻机、织布机各百余台。湖北布、纱、丝、麻四局是华中地区最大的纺织企业，它的开创构成了武汉近代纺织工业比较完整的体系。

其后，张之洞又主持建立了武昌白沙洲造纸厂、湖北针钉厂、武昌南湖制革厂、武昌下新河毡呢厂、武昌兰陵街模范大工厂、汉口硚口贫民大工厂等。从1889年到辛亥革命前，武汉工业总投资共1300万两白银，官办工厂达17家之多，占全国官办工业的17%，其兴建数量、规模和速度均为全国城市前列。炼铁占全国的98%，居全国之首；造纸占全国50%以上，同样居全国首位；机器纺纱绽数占全国的29.6%，仅次于上海。1911年武汉参加“世界博览会”，汉冶萍公司铁铜及其制品，制麻局的葛布、假丝布，缫丝局的丝织物等20多种产品分别荣获最优等奖和金牌、银牌、铜牌奖。武汉是中国近代制造业的发祥地之一。武汉近代制造工厂建立和发展，大大提高了武汉城市地位，武汉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制造工业中心，经济地位和城市实力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亲赴武汉考察汉阳铁厂，该厂规模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917年他在《建国方略》中构想武汉“略如纽约、伦敦之大”，盛赞“汉阳已有中国最大之铁厂，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

4、以新昶机器厂和燮昌火柴厂为代表的民营制造潮

官办制造业的发展极大推动了武汉民营制造业，一股民营制造潮迅速澎湃江城。武汉第一家近代民营制造工厂是汉口新昶机器厂。1895年，新昶机器厂引进外国先进动力机械设备，开始机器生产，并于当年建造了一条70尺长的小轮船。这是武汉民营制造企业依靠自己力量建造的第一条动力船只。两年之后，1897年上海巨商叶澄衷投资42万两（银），派宋炜臣到汉口创办燮昌火柴厂，拥有职工千余人，日产火柴约150箱，开办当年即获利银18万两。这是武汉第一家外省巨商开办的制造企业。新昶机器厂转变为近代工厂和燮昌火柴厂的快速盈利，促使了武汉近代民营制造业迅速通过本地手工作坊发展、官办企业转化、买办创办、外省巨商和南洋侨商投资四条途径发展起来。武汉本地一批手工作坊积极引进先进设备，迅速转变为近代工厂。创立于明末的汉阳周天顺炉坊，是武汉手工作坊转为近代工厂的典型。经过300多年发展，周天顺炉坊已经形成了一套传统的翻砂技术，到19世纪80年代即有雇工30余人。1898年引进了两部英国车床，1905年又从上海购得一台20匹马力蒸汽原动机和一批机床，并改名周恒顺机器厂，从而转为近代工厂。由官办逐渐转变为民营企业，这是张之洞解决官办企业困境的重要途径。在企业管理不善、资金极度困难情况下，为了改变窘境，张之洞寻求与民间合作，由开始官府独办，逐渐发展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最终到招商承办（商办）。汉阳铁厂，1896年采取官督商办，是武汉官办企业经营形式最早改变的工厂。此后，应昌公司承办丝麻四局，刘子敬承办白沙洲造纸厂、梁炳农承办湖北针钉厂。为外商经办事务过程中，武汉及周边省份出现了买办阶层。为了获得更大更多利润，这一阶层开始在武汉投资建厂。1901年武汉买办刘歆生投资创办歆生记铁工厂；1905年江西买办黄兰生建立汉丰面粉厂。1907年和1910年刘歆生又先后建立歆生榨油厂和汉口普润毛革厂。外省巨商和南洋侨商在汉投资兴办近代工厂。1902年广东商人创办广利砖瓦厂；1905年宁波商人阮雯衷创办元丰豆粕制造所；1907年南洋侨商顾润华、王光等创办的扬子机器厂，是当时武汉最大的机器厂。武汉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制造业的发祥地之一。到辛亥革命前，民族资本家在武汉创办各种新式制造企业40多家，资本总额达1000万两（白银）。武汉民营制造业的发展，全面提高了武汉经济地位和增强了城市综合实力。

（二）、“实业救国”口号与“救济政策”下的武汉制造业

1、以纺织业为主的武汉民族制造业的复兴

《辛丑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在武汉进一步加大制造业投资。到1911年外国在武汉总投资达1000多万元，工厂又增加近30家。武汉市场到处充斥外国商品，1910年武汉50家商店80%经营的是外国货，洋布更是垄断汉口市场。而在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为了延续其统治，炮击武汉市区、火烧汉口华界，致使许多工厂毁于战火，企业界人士“纷纷避走租界及至津沪一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先后卷入战争，无暇东顾，减少了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而此时日本乘袁世凯称帝心理，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中华民族存亡关头，一部分崇尚实业爱国人士在反对日本、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开始探索救国救民途径，提出“实业救国”思想，希望通过创办实业，挽救民族危难。一战爆发、抵制日货和“实业救国”的思想，给武汉制造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由于外来钢铁少，汉冶萍公司产品价格猛涨，到1915年即开始盈利，1918年获利达380万元。楚兴公司承租的丝麻四局“年有赢余，利润额超过资本额二三倍之厚，股票价额比照票面约增五倍”。宝善米厂盈利后，广设分店，一时垄断了武汉米业市场。扬子机器厂获利后，迅速增加投资，到1919年总资本达150万元，是初创时的5倍，成为国内著名的民营制造业之一。周恒顺机器厂力求产品创新，先后试制出蒸汽起重机、制砖机、人力打包机、120匹马力的柴油机及100匹马力的蒸汽机等一系列新产品，产品畅销中国西部，其中打包机还远销日本。武汉的蛋业产量和出口量均居全国第一。“老字号”制造业的复活，极大地鼓舞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以纺织业为主的民营制造业快速发展。1915年，武汉著名工商界人士李紫云、程栋臣等筹资300多万元，创办第一纱厂；1919年，徐荣廷与刘子敬、刘季五等各集资100多万元，创立裕华纱厂和震寰纱厂；1921年上海巨商荣氏集团投资28.5万元，建立申新第四纱厂。一时间，纺织业构成了武汉制造业的亮点。到1926年武汉纺织业的总资本增至1400多万元，纱绽数达到20余万枚，占全国纱绽的10%以上，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纺织业中心之一。与此同时，冶金、机器制造、面粉加工等也蓬勃发展起来。汉阳铁厂、扬子机器厂经过改建扩建，拥有100吨及250吨化铁炉2座、30吨马丁钢炉7座、大小轧钢机数台，生产能力大大增强，1921年生产钢铁达17万吨，占全国的60%。荣氏集团创办的福新第五面粉厂是华中地区最大的面粉厂。

2、南洋烟厂、周恒顺机器厂等轻工机械制造业的发展

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在武汉兴建工厂。而武汉一些民营工厂则由于资金短缺、原料匮乏，被迫关闭。1927年宁汉对峙后，蒋介石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原料、燃料无法运输，武汉失业工人达12万人。宁汉合流后，国民党政府实行统税制度，一些工厂开始恢复生产。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特大洪灾，武汉三镇工厂损失空前。加上西方列强为转嫁经济危机，大量倾销廉价商品，武汉制造业更是雪上加霜。1932年武汉地区90%以上工厂被迫减员歇业。30年代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改变制造业日益颓废的状况，采取了一些鼓励发展制造业的“救济政策”。提倡国货，颁布《国货证明书规则》；颁布《特殊工业奖励法》、《小工业及手工业奖励规则》、《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等，规定免除出口税和原料税，政府提供运输设备，实施现金奖励等。1935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出通令，号召全国党政机关、学校及在职职工一律使用国产商品。“救济政策”的实施，为武汉地区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武汉制造业逐步回升，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武汉各纱厂到1935年即多有余利。1936年震寰纱厂获利达185万元，由复兴公司承租的第一纱厂不到两年获利500多万元，申新、裕华利润也非常巨大。南洋烟厂的发展较为显著。1921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汉口中山大道新市场（今为民众乐园）旁边建成5层高的南洋大楼，成立汉口分公司。1926年，在“实业救国”的口号下，他们投资10万港币，购置卷烟机5部，在硚口仁寿路建立南洋烟草公司汉口制造厂，然而不久即遭到经济封锁和洪水灾难，损失惨重。1934年，简氏兄弟为了与英美汉口烟厂抗衡，增加投资，购置卷烟机20余台，生产“千秋”、“金斧”、“爱国”等牌香烟。1937年卷烟机增至29台，工人达670人，月产香烟2500箱，畅销江西、四川等地，成为武汉最有实力的民营卷烟企业。机械制造业也有较大发展。中国煤气机器制造厂、善昌机器厂、冠昌机器厂都发展到一定规模，到1936年武汉机械制造业达83家。其中周恒顺机器厂发展最为典型。1936年，周恒顺机器厂引进英、德先进机床60余台，动力由蒸汽机改为煤气机和300余匹马力的柴油机，设立4个工场，到1937年总资产达100多万元，成为武汉最大的民营机械制造企业，全国产品最精良的9家民营机器厂之一。总之，国民党“救济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武汉制造业的发展，到1937年，武汉三镇制造企业达510多家，总资本额为4600万元，职工约4.6万人，年产值达2300万元左右。其中武汉纱绽总数在上海、青岛、天津、无锡、南通等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但在制造业整体上，人数、动力数次于上海、天津、无锡，占第4位，资金总额、年总产值居第5位。这一时期是武汉制造业发展较好时期。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回忆，沪、京（南京）、津、汉，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的四大支柱，而武汉财政收入绝大多数源于工业。

3、抗战前后制造业的迁徙

抗战爆发后，国内知名人士提出沿海工业内迁问题。8月11日，成立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和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发布“凡中国国民所投资之工厂，均可一律迁移，迁移目的地为武昌”。“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要求沿海各省工厂迅速向武汉等地迁移。8月22日，上海顺昌机器厂首先行动。随后，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大鑫钢铁厂等陆续内迁。12月底，第一批迁汉的合作、东升、中国钢铁等37家工厂开始恢复生产，到1938年春，170多家工厂先后从上海和河南等地迁往武汉。这些实力雄厚、设备先进、技术优异的企业与武汉原有500多家工厂，汇为一体，整个城市工厂林立，武汉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国制造工业中心。然而这一时间并没有延续很长。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军兵锋直指全国抗战中心武汉。随着“保卫大武汉”战事日趋紧张，国民党政府再次决定工厂西迁。原从外埠迁汉的工厂再次拆迁西移；武汉周恒顺、胡尊记、南洋烟厂等150多家企业也纷纷组织拆迁。到1938年10月，属武汉迁离的工厂达304家，技术人员达1万多人，分别迁至川、湘、贵、陕等省。由于准备较为充分，武汉制造业西迁在全国整个西迁过程中组织最为完备，为保存制造业精华和发展西部制造业奠定了基础，成为抗战后方工业的母厂，并改变了旧中国的工业布局。今天著名的重庆“中国嘉陵”，即是当时汉阳兵工厂西迁后留下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当然，无可质疑，制造业的西迁给武汉制造业造成了空前的损失，到1938年武汉沦陷前，武汉企业西迁近90%，严重影响了武汉战后及解放后制造业的发展。1945年8月，经过8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接收日伪武汉制造工厂的同时，原武汉西迁的一部分制造企业开始设法迁回。10月，周恒顺机器厂从重庆运回制造设备，12月，开始恢复生产，成为武汉第一家迁回复工的企业。此后，福新面粉厂、震寰纱厂、裕华纱厂、南洋烟厂等陆续迁回武汉。尽管抗战后有相当部分工厂迁回武汉，国民党政府也相继建立了一些工厂，但经过西迁折腾和日军摧残，武汉制造业元气大伤。到1947年，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调查显示：武汉共有大小工厂459家，其中不合格的为86家，职工人数仅有2.3万人，总体生产能力不及抗战前的三分之一。

二、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城市与全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

（一）、长江中游和华中地区最大制造业城市地位的确立

1、工业城市目标与“一五”计划的制定

1949年5月16日，是武汉新生的日子，也是武汉制造业发展新的起点。5月22日，武汉市军管会成立，开始全面接管国民党在汉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然而由于惨遭国民党军队破坏及企业大量南迁，军管会实际接管的制造企业基本是一些无人看管的破烂厂房和无法使用的破旧机器，武汉工业基础十分微弱。

5月25日，中共武汉市委成立。武汉该如何发展是摆在武汉市委、市政府面前必须首先作出回答的问题。10月5日至10日，中共武汉市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并通过了《武汉以变消费性城市为工业城市作为基本方针》的决议，确定把武汉建设为工业城市。1954年中共武汉市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把武汉建设成为“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

1952年，国家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武汉市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一五”计划及确定把武汉建设成为华中地区重工业基地要求，制定了1953—1957年武汉市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提出五年建设基本任务是：积极支援国家在武汉的重点工程建设；加强城市建设；在充分发挥现有设备前提下，扩建和新建一部分地方工业；根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基本上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郊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一五”计划除武汉地区部属工业企业的生产和基本建设直属中央各部安排外，规定武汉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市属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2.74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5.43亿元；5年内市属基建投资1.81亿元，其中工业占44.75%；5年内职工平均工资增长24.5%，平均递增4.5%。

武汉工业城市目标和“一五”计划，是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规划建设武汉的第一蓝图，为武汉城市建设和制造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2、国家确定的武钢、武重等“武”字头重点项目全面兴建

党和国家编制全国“一五”计划时，确定在武汉兴建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长江大桥、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青山热电站等重点项目，以发挥武汉这一中心城市的重要作用。其中武钢、武重、青山热电站属于前苏联帮助设计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中的3项，武钢、武重、武锅、武船、肉联5个项目属于制造业。武汉市委、市政府对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非常重视。因为，它与武汉工业城市建设目标休戚相关，直接关系到武汉城市地位的提升和社会经济的发展。1953年下半年，部分国家在汉重点工程开始基建工作，武汉市委、市政府立即提出“基建第一”的口号，动员全市人民积极支援国家重点工程的基本建设。1954年5月，进一步号召全市人民迅速行动起来，把保证重点工程的完成作为武汉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像支援战争一样支援重点建设，全力以赴，解决重点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号召即刻化成行动。武汉各行各业竭其所能，市地方工业局除确保重点工程建设的建筑材料供应，还陆续开辟青山、堤角、答王庙、钵盂山等工业区，主动承担工程协作配套件的制作任务；市政建设部门职工为保证工程建设的供水和运输，修建青山水厂、扩建东湖水厂、构筑桥涵、安装管道、架设电线，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妇女儿童也真情一片，竞相烧茶送饭，为工程建设奉献“绵薄之力”。武汉人民倾力支援，武钢、武重、武锅、武船、肉联等国家重点项目建设速度快、水平高、质量好。中国第二大钢铁联合企业武汉钢铁公司，1955年6月国家批准第一期工程初步计划，10月正式动工，利用总投资的7%引进了苏联先进冶炼设备，1958年9月一号高炉提前半年建成。全国最大的重型机床厂武汉重型机床厂，1955年9月开始兴建，聘请苏联技术专家，引进苏联先进机床和动力设备，提前一年半于1958年7月建成投产。全国三大锅炉厂之一的武汉锅炉厂，1956年3月开工，从捷克购进一大批关键设备，聘请捷克专家指导建设，1957年根据国家要求缓建，1958年续建，1960年竣工。中国内地规模最大的骨干造船厂武汉造船厂，1956年底扩建，1957年建成。华中地区最大肉类加工企业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1953年开始兴建，1957年建成。此外，青山热电站，1953年兴建，1957年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建成。武汉长江大桥1953年开始建设，1957年10月提前1年零7个月全面通车。

国家确定的“武”字头重点企业的建成，极大地提升了武汉的经济地位和城市实力。1959年这些企业全部投产，武汉工业总产值达33.89亿元，比1957年14.57亿元增长了133%，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居第四位，成为长江中游和华中地区最大的制造业城市，全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

3、对原有企业的改组、改造和扩建与市属企业的新建

早在50年代初期，武汉就着手对原有小型私营企业进行联合改组工作。1952年，华中寿记机器厂等36家厂（店）集资联营，组成大同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金同仁等近200家中药店联合组成中联制药厂；冠昌、公记等16个小型机器厂联合改组成立开明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一五”计划时期，武汉在确保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前提下，为夯实市属工业基础，增强经济实力，进一步改造和扩建了一批原有企业，兴建了一批新型企业。1955年底，武汉市开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武昌第一纱厂、震寰纱厂、建成制漆厂、健民制药厂、马应龙制药厂等一批私人企业，通过公私合营的形式，逐步改造成为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同时，投资扩建了武汉机床厂、武汉机床附件厂、中原制药厂等一批企业。至1957年武汉共改造和扩建了近200个地方工业骨干企业。在新建的制造企业中，最早建成的是武汉第一棉纺织厂。早在1951年武汉就根据国家指示投资兴建该厂，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了土建和安装任务。1952年7月投产，拥有5万余枚纱绽。“一五”计划中，为了配合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和自身工业发展的需要，武汉市又陆续投资兴建了武汉棉织厂、东方红床单厂、汉阳造纸厂、7218工厂、武汉食品厂等32个制造企业。此外还从上海、沙市迁来了天一印染厂和热水瓶厂。

对原有企业的改组、改造和扩建的完成以及市属企业的新建，使武汉制造业增添了一支重要生力军。武汉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改变了城市整个经济结构形式，奠定了武汉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基础。

（二）、三大支柱产业和门类齐全工业体系的形成

1、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二百项”计划制定和大办钢铁运动

“一五”计划的提前和超额完成，给全市人民以极大鼓舞。为了加强制造业建设，全面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目标，武汉市着手制定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武汉市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即“二五”计划。1955年至1957年，武汉市计委经过4次编制和修订的“二五”工业建设计划草案，比较切合实际地拟定武汉工业建设的重点是制造业，5年工业基建投资计划为2.45亿元，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4%。1958年5月“多快好省”总路线提出后，全国迅速出现了“大跃进”局面。7月武汉市委在庐山召开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武汉市地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决议》中提出：武汉地方工业总产值1962年达到106亿元，为1957年的12倍，年均增长62%。总投资34.38亿元（武钢、武重、武锅、江岸车辆厂等不包括在内），其中重工业投资25.57亿元，占74.37%。新建扩建以制造业为主体项目196项（通称“二百项”），大部分于1958年、1959年两年内完成。1958年、1959年基建投资12.36亿元，工业总产值分别达到13.8亿元和28.26亿元。这显然是急于求成。武汉“二五”计划刚刚制定，8月中旬，中央正式宣布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由此“大跃进”的中心迅速转向钢铁生产。“以钢为纲”，武汉市紧急行动起来。9月20日，成立了钢铁生产总指挥部。23日，市委发表《告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市人民书》，要求调动一切力量，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大炼钢铁，为全市（除武钢）1958年夺取6万吨铁、5万吨钢胜利而奋斗。为完成下达的钢铁指标，武汉市曾发动各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医院职工和居民共80万人、高峰期时近100万人投入“大办钢铁”活动，以“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的形式大建钢铁炉，短短时间内共建了大小炼铁炉13102座，炼钢炉4408座，炼焦炉427座，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办钢铁运动迅速掀起高潮。然而人数多，上得猛，战线长，连锁引起矿石、煤焦、交通紧张。为此，市委、市政府立即组织4万人“采矿大军”，奔赴鄂东采集矿石，抽调1200余辆汽车及三轮车、手推车、板车、自行车进行运输；同时为“确保钢铁、顾全大局”，压缩其他工业和居民用煤数量。尽管如此，还是难以完成钢铁指标，一些单位竟到处搜罗铁器铁件，有的甚至把铁窗、铁床、铁锅作为炼铁原料，砍伐树木充当燃料。经过近4个月的紧张奋战，到12月底，全市虽然生产钢2.24万吨，铁18.04万吨，表面上达到了指标要求，实际上这些用“小、土、群”炼出来的成本高得惊人的“钢铁产品”，质量甚差，多为废品。

2、三大支柱产业的形成与轻化医药的全面发展

“二五”计划制定后，市委、市政府指出基建速度已经成为当前的中心问题，要求一切工作必须服从速度，要高速度地进行工业基本建设，迅速形成工业基建高潮。武东、关山、葛店三个建设指挥部相继成立，分别负责当地工业企业建设。随后，青山、葛店、武东、白沙洲、七里庙、答王庙、唐家墩等工业区陆续开工。为统筹安排，全市对“二百项”工程建设进行排队，规定列入1958年、1959年的项目，要迅速上马，尽快完成。任务就是命令。全市人民积极投入建设大军，夜以继日，争分夺秒。然而由于整个基建战线过长，规模过大，要求过急，加上大办钢铁，物资供应、交通运输、劳动力极度紧张，许多原材料不能及时进厂，产品不能按时运出，市场供应和工厂生产不能协调运转，整个建设极不顺利。

1959年初，市委、市政府决定对整个计划进行修改，但经过修改的计划基本目标、增长速度、建设规模仍然过高过大。尽管如此，全市人民始终怀着饱满建设热情，克服困难，同心同德，按时完成了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任务。

1960年底，中央要求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1961年初，武汉市委根据“八字”方针，决定缩短工业基建战线，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精简企业职工。在压缩基建投资和削减建设项目方面，坚决按照先生产后基建指示，压缩基建投资总额，1961年压缩到14772万元，1962年进一步压缩至6295万元，这年是有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后投资最少的一年；停建、缓建基建项目382个，其中市属333个，占87.17%。在重工业发展速度方面，1962年比1961年增长速度下降65.7%，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9.2%调整为占34.1%。关停了一批产品质次价高、长期亏损和产品无销路的工厂；并转了一批产品重复、技术设备不全的工厂。同时，为提高经营效益，精简一批企业职工，到1962年，全市共减少职工25.5万人。

经过调整，武汉整个基建投资降了下来，轻重工业比例关系逐步协调，在职职工各尽其能，到1962年工业建设指标基本得以实现。

“二五”工业建设计划的完成，大大改变了武汉制造业的格局，形成了冶金、机械制造、纺织三大支柱产业和食品、化工、电子、轻工、医药、建材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武汉成为长江中游和华中地区最大的制造工业中心。以武汉钢铁公司、汉阳钢铁厂、扬子钢铁厂、曜华冶炼厂为主组成的冶金业，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板材生产基地和重要的钢材基地，形成了炼铁、炼钢、轧钢、焦化、耐火材料和金属制品等门类齐全的黑色金属生产体系，是武汉第一大支柱产业。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汉造船厂、武汉机床厂、武汉汽轮机厂等341家机械制造厂组成的机械制造业，已经形成了以机床、电工、船舶、汽车、仪表仪器等行业门类体系，成为武汉工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武汉第一棉纺织厂、武昌第一纱厂、震寰纱厂、裕华纱厂、申新纱厂、武汉印染厂、东方红床单厂等组成的纺织业，已经形成棉纺、印染、针织、棉复制、织布、毛纺、麻纺、丝织、化纤等部类，成为武汉工业的第三大支柱产业。轻化医药工业发展快速。食品工业已经拥有饮料、卷烟、酿造、糖果、食油加工等近20个行业；汉阳造纸厂和武汉印刷厂是造纸印刷工业中发展的典型；日用化学工业门类齐全，品种丰富多样；工艺美术、金属家具、皮革、塑料和家用电器工业快速发展；石油化工、化肥农药、染料涂料、医药及医疗器械获得长足进步。轻化医药已经形成全面发展态势。

3、深入贯彻“八字”方针，全面调整制造业

1961年和1962年两年的调整，给武汉制造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了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1963年起，武汉市编制了3年（1964—1966）工业调整规划，强调调整要与“巩固、充实、提高”相结合，调整企业生产方向、协调轻重工业比例、加强技术改造、新建一批工厂。在工业品生产方向上，强调支援农业生产，要以农业生产服务优先，以人民生活需要优先，发展一批专为农业服务或支援农业制造企业，补充了一批正常生产和技术质量所要求的必要设备，及为配套产品生产和发展品种所需的关键设备。贯彻“农、轻、重”的方针，突出发展轻工业，积极发展日用工业品和修配服务。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改进部分落后工艺，补充必不可少的短缺门类。1963年全市就有三分之一制造企业500多个项目改造投产。3年中全市共投资3000多万元用于制造业的技术改造。此外，根据需要，坚持自力更生，兴建、扩建了一批企业，1963年武汉柴油机厂和武汉小型拖拉机厂建成，长虹汽车修理厂扩建改名中南汽车制造厂。其中武汉柴油机厂成为全国自力更生学大庆先进企业。到1965年，武汉制造业调整成效显著，轻重工业各部类之间发展协调，城区制造业格局清晰，基本形成硚口区以发展汽车及配件为主，江岸区以发展低压锅炉为主，青山区以发展冶金设备、高中低阀门为主，江汉区以发展仪表、电机电器、电线电缆、工具器具、精密制造等基础元器件为主的格局。1965年工业总产值达31.23亿元，比1961年增长58.9%，其中1963—1965年年均增长21%，许多经济指标创造了建国后最好水平。

（三）、“文革”与徘徊时期武汉的制造业

1、“文革”中的武汉制造业及阳新、咸宁工业区的建立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武汉拉开序幕。随着运动深入，特别是“一月风暴”后，武汉地区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被批斗，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武汉制造业更是每况愈下，计划无人制定，经济无人负责，工厂无人上班，国民经济迅速下滑。1968年跌入“谷底”，全市工业总产值仅为23.36亿元，与1966年38.89亿元相比，下降近40%。1969年初，国务院要求恢复计划工作。3月，武汉编制了《武汉市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1970年国家将武钢等重点企业下放给湖北，湖北省也把一部分省属企业下放武汉管理，当年工业总产值比1968年增长108.5%。然而刚刚转好的形势，使一些人又产生了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片面强调高积累的倾向，制定的“四五”计划指标过高：市属地方工业总产值1975年为45—50亿元。此后，武汉物资供应出现严重短缺，能源及原材料缺口很大，工业用煤只能满足市地方工业需要量的30%—50%。1974年全国煤炭产量下降，铁路运输紧张，许多制造企业被迫停工。1975年根据中央精神，全市大力整顿能源和交通，工业生产总值比1974年增长36.8%。然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刚刚回升的制造业再遭挫折，1976年比上一年下降22%，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文革”给武汉制造业造成重大损失，但由于武汉广大干部群众奋勇抗争和坚决抵制，以及国家在武汉进行了投资建设，这十年间仍然取得了一定成就。1968年11月，南洋烟厂改名武汉卷烟厂，勉强维持正常生产；1970年武钢形成钢铁“双两百”万吨综合生产能力后，开始“双四百”万吨工程建设；1971年投资兴建年加工原油250万吨的武汉石油化工厂；1972年国家投资300万元，扩建汉阳汽车制配厂；1974年，武钢从德国、日本引进“一米七”轧机设备和技术，动工兴建“零七工程”，实现高新技术高位嫁接。此外，还兴建了武昌焦化厂、武汉薄板厂、武汉带钢厂、长江仪表厂、武汉电熔器厂、东西湖棉纺织厂、武汉染料厂、武汉自行车厂、武汉手表厂等企业。

“文化大革命”时期，武汉市工业生产建设另一重大失误是迁建阳新、咸宁（包括蒲圻）两个工业区。1969年11月，武汉市根据湖北省“调整工业布局，适应战备需要，支援农业、支援三线、支援全省工业体系建设”指示，决定3年内迁建271个工厂，建立以冶金、机械制造为主的阳新工业区和以轻化为主的咸宁工业区，迁移职工3.76万人，家属11.1万人。1970年开始迁建。阳新工业区先后迁建了武汉铝厂等17个工厂及事业单位；咸宁工业区先后迁建了武汉自行车厂等24个工厂（包括蒲圻5个工厂）。1973年后，因财力紧张，阳新工业区各厂基本停建，咸宁工业区除自行车和保温瓶厂继续填平补齐外，其余或合并或停建。阳新、咸宁两个工业区迁建，由于当时过分突出战备，工厂布点严格按照“山、散、洞”要求，供水、供电、运输和职工生活极其不便，技术含量低，产业效益差，物耗高，废品多，年年亏损。1978年，武汉市委决定撤回两个工业区所有企业和职工。阳新、咸宁工业区的迁建，8年共投资7193万元，其中武汉自筹1126万元，给武汉经济造成严重损失，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2、徘徊时期制造产业的逐步复苏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史称“徘徊时期”。这一时期，武汉制造业开始逐步复苏。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武汉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批判“四人帮”热潮。次年4月，武汉市委提出“抓纲治汉”口号，要求既要大批特批“四人帮”，又要大干快上发展武汉经济。当年武钢一号二号转炉投产、武钢焦化厂六号炼焦炉相继投产，“一米七”轧机工程加紧建设；武汉汽轮机厂制造出国内最大立式同步电动机；武汉手表厂建成。1978年1月，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五五”计划后3年工业目标：1980年武汉地方工业总产值比1975年翻一番。为此，全市制造企业迅速开展节约和生产竞赛。1978年冷轧厂、硅钢厂、热轧厂建成；汉阳钢铁厂炼铁高炉外燃式热风炉技改成功，大大提高了热风炉温度；投资改建武昌焦化厂硅砖焦炉，提高生产能力。全面改组市汽车工业公司归口管理34家企业；武汉专用汽车制配厂研制成功双头锥连平式东风散装水泥自卸汽车；武汉电工仪表厂自行设计研制成巡回检测报警仪；武汉机床附件厂试制成功感应同步数显回转工作台。纺织方面，建成洪山纺织厂（后改为武汉第七纺织厂）；第一棉纺厂新增1720台布机建成投产；成立针织工业公司；把新华织带厂改为新华毛巾厂；将汉阳电器厂与汉阳车站棉织厂合并为武汉第三毛巾厂。轻工业方面，1978年1月武汉石油化工厂建成投产，这是武汉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9月改组成立武汉缝纫机总厂；同时以武汉自行车厂和6家配件厂为基础组建武汉自行车总厂。因此，1978年工业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回升，总产值为70.98亿元，比1976年的44.74亿元，增长53.8%。

搞活企业为中心与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

现代制造业基地

（一）、武汉制造业在调整中崛起

1、工业结构调整与武汉制造业的繁荣

在“徘徊时期”这两年，武汉制造业复苏后有了较快发展，但一些“左”的政策还在继续执行。同时由于历年的积淀，武汉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作为支柱产业的轻纺工业发展缓慢。尤其是在制造业的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政企不分以及分配上的“吃大锅饭”等弊端，越来越束缚企业的手脚，阻碍职工积极性的发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与改革势在必行。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武汉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精神，迅速调整思路，坚持改革开放，果断地实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

从1979年开始，武汉制造业进入了恢复性调整时期。在调整与改革中，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工业企业进行调整和改组，主要解决工业企业长期形成的“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对于经营管理不好、物资消耗高、产品质量差又不适销对路、长期亏损的企业，分别进行了整顿和关停并转；针对产品重复、工艺重复的状况，对现有企业按照产品的零部件专业化原则实行改组；围绕综合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组织不同部门的重点企业进行联合。1979年，市政府对151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改革试点，范围包括企业的利润留成权、内部分配权、中层干部任免权、部分产品销售权等，给企业带来一定活力；1980年以后，又逐渐扩大企业在生产计划安排、留成资金使用、技术改造、职工奖惩、机构设置、劳动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国家对企业管理过死、包揽生产经营事务过多的状况开始转变，而且1983年和1984年国家先后实行两步利改税的改革。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出台，使企业生产凭添了原动力，获得了相应的经济效益，武汉制造业出现勃勃生机。由于调整投资结构，压缩基建规模，保证了重点骨干企业的建设投产，1979年—1980年国家计委在“五五”计划时期安排的包括武钢“一米七”轧机（零七）工程、武汉石油化工厂、武汉复印机厂、武汉洗衣机厂等在内的一批重点骨干企业的改建、扩建工程进展顺利，相继投产，增加了武汉制造业发展的后劲。由于调整产业结构，轻纺工业发展过慢的态势得到扭转并持续发展，轻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9年的45%上升到1985年的46.6%；1988年，纺织工业总产值达18.4亿元，比1978年翻了一番。由于调整产品结构，使轻、重工业产品结构趋于协调合理，轻工业供过于求的产品有较大收缩，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收录机、电视机、呢绒、毛线等高中档产品和耐用消费品成倍增长；重工业开始改变长期存在的以自我服务为主的状况，大力生产社会需求量大的产品，直接为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活提供的产品越来越多，打开了新的生产门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使武汉制造业整体经济效益显著提高。1985年，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达88.05亿元，是1978年2.19倍；定额流动资金45.6亿元，是1978年的1.78倍；实现利税34.18亿元，是1978年2.49倍。

2、一批名优产品涌现

随着调整的推进和改革的深入，武汉制造业从复苏中崛起，主要工业产品成倍增长，而且名优产品在这一时期纷纷涌现。1978—1985年，武汉制造业主要产品生铁、钢材、手扶拖拉机、自行车、缝纫机产量增长2—5倍，手表增长30倍，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复印机开始形成规模并批量生产。1985年，武汉制造业主要产品已发展到33个大类、387个小类，分别占国家分类标准统计的82.5%和71.8%；产钢418.6万吨、钢材367.7万吨，在全国工业总产值超过100亿元的15个城市中位居第二，生产纱9.71万吨、布4亿米，分别位居三、四位，生产收录机39.3万台，居第八位，生产机制纸及纸板12.9万吨、生产家用洗衣机21.2万台，均居第六位。一批适销对路的产品跻身全国、全省名优行列。1980年—1985年是武汉制造业名优产品最多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累计获得国家金牌4项、银牌59项；获部优、省优产品1867项。武钢的板材、武重的数控机床、长江音响、荷花牌洗衣机、红山花牌电扇、希岛牌冷柜以及特制黄鹤楼酒、大桥牌童车、茂记皮鞋、一枝花牌洗衣粉，还有大桥牌棉花糖、马蹄软糖等，这些当时享誉全国的名优产品，武汉人现在说起来也如数家珍、颇为自豪。名优产品纷纷涌现，得益于调整改革中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倾斜。武汉制造业充分利用武汉地区雄厚科技力量的优势，同时加大技术引进力度，开发了一批高、精、尖产品，在全国具有一定地位。比如，武钢通过科技攻关，成为国内最大的板材基地，优质钢板成为武汉的拳头产品，彩色镀层和瓦楞板打入国际市场。同时，武汉市新开发的螺杆制冷机、共用天线系统、数控机床、黑液炉，为万吨级船舶提供TR锻曲轴和螺旋桨等产品在国内首创，成为武汉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的拳头产品，而光纤通信、激光、微电子技术等新兴工业一起步即居当时国内领先地位。加快老企业的技术引进与改造也是当时一项很重要的举措，“六五”期间，全市技术改造的投资每年递增45%，582家企业的技术装备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就连武汉柴油机厂这样的老厂，其主导产品195型柴油机，通过技术改造，1983—1984年连获省、部优质产品奖，产品行销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远销亚、非、美洲国家和地区。对外实施开放政策，对内着力搞好工业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为加快适销对路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打造名优产品创造了宽松而优越的条件。1979年以后，武汉制造业先后从日本、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瑞士、美国、英国、意大利、瑞典、法国、卢森堡、荷兰等国家和香港地区引进技术设备，而且重点用于轻工、纺织、食品、电子、印刷等行业，投产后经济效益较好。武汉洗衣机厂引进10000g大型注塑机专用设备后投产的“荷花”牌双桶洗衣机，产品质量达到日本松下标准；武汉冷冻机厂通过引进螺杆转子加工设备，提高工效30倍，质量达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市食品行业引进生产巧克力、冰淇淋、汽水、啤酒等8条生产线，既提高了产品质量，又丰富了市场的花色品种。1980—1985年间，市政府对市场急需的短线轻纺产品生产实行投资、贷款、能源、原材料、技术改造和运输条件“六优先”优惠政策，加快了轻纺工业的发展，轻纺工业以年均14.2%的速度递增。加大资金投入，且注重投资方向，确保重点建设项目，确保适销对路产品的质量和规模，给名优产品的涌现提供了较为雄厚的资金保障。除重点项目资金得到保证外，资金注入最多的是轻纺工业，1980—1985年全市共计划安排轻纺工业专项贷款1.16亿元、用于消费品生产的技术改造资金2.43亿元，占投资总额的64%。其中，国家拨款和给予二轻企业各种贷款4073万元，企业自筹418万元，用以发展家电，重点项目是洗衣机、电扇和冷柜，市政府并将洗衣机和冷柜纳入武汉市6大“拳头”产品之列。冷柜采取“技贸结合”，从日本、丹麦和意大利引进散件进行组装投放市场，商标为希岛牌。荷花牌洗衣机实现整机国产化，1985年产、销、质量均为全省之冠，双桶洗衣机获部优产品奖，也是全国大型百货商场推荐的“各地市场最受欢迎的轻工产品”。同年还被推荐参加1986年莱比锡国际博览会。红山花牌电扇，以耗电少风量大噪音低使用寿命长而著名，1980年获全国电扇评比第四名，1983年获湖北省、轻工部优质产品奖，1985年在中南5省7大名牌评比中名列前茅，被评为中南地区优质产品。同期，市政府也加大了对一轻系统重点项目的投资和贷款力度，先后新、迁、改、扩建了武汉卷烟厂汉阳新厂、武汉酒厂、武汉啤酒厂、中德合资长江啤酒有限公司、武汉缝纫机总厂、武汉自行车总厂、武汉味精厂、武汉手表厂、武汉自行车电镀厂、武汉油脂化学厂等，1984年又把一轻企业更新改造和技术引进结合起来，先后引进8条生产线、59台（套）生产设备，使这些企业的生产能力增强，名优产品凸现。武汉卷烟厂27个主导产品中，红双喜、大桥、红金龙、白金龙、永光、星火、游泳、新华、圆球、大公鸡等牌号香烟，在湖北城乡具有广阔市场，过滤嘴白金龙、永光、游泳获部优产品奖；过滤嘴红双喜、过滤嘴红金龙获省优产品奖；过滤嘴白金龙被作为人民大会堂特供纪念产品。武汉酒厂生产的特制黄鹤楼酒，1984年在第八届全国质量评比中获清香型最高分，同年获国家优质食品金质奖，成为全国13大名酒之一，驰名长江流域，畅销京广沿线，是人们节日馈赠亲友、喜庆家宴之佳品。武汉东西湖啤酒厂因生产10度“行吟阁”和11度“武侯灯”优质啤酒，在消费者中享有盛名，被国内啤酒专家誉为中国啤酒行业三姊妹之一，与青岛啤酒厂、北京啤酒厂媲美。另外，以中华猕猴桃为原料的地方特色食品；以棉花糖、马蹄软糖为代表的淀粉软糖系列；以一枝花为代表的合成洗衣粉系列；以金鱼牌面盆、高脚痰盂为代表的日用搪瓷品，都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为武汉赢得了荣誉。

（二）、转轨变型时期的艰难探索

1、体制改革与机制转换的初步尝试

从1984年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在这场体制改革中，武汉市走在了全国的前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武汉市为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这一决定对于经过结构调整正处在繁荣兴旺时期的武汉制造业来说，无疑又迎来了一个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根据这一决定，武钢、武锅等41家省属企业以及一些中央在汉企业陆续下放给武汉管理，武汉制造业的实力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壮大。对武汉市实行计划单列和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又使武汉制造业在获取资金、物资、贸易以及政策支持方面都具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两通突破”（搞活流通和交通）和“城乡通开”、“城城通开”的实行，使武汉面向全国敞开了市场。它在活跃经济、繁荣市场的同时，也给武汉制造业带来了空前的竞争压力。为了搞活企业，武汉市决定把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作为深化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在国有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中，开始了一系列以调整生产关系、改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主要内容的尝试与探索。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这是武汉市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进行企业改革的一条主要思路。而这些重大改革的试点工作，则主要是在武汉制造业企业中完成的。1984年8月，武汉市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简政放权搞活企业、改革企业工资奖励和用工制度及试行劳动合同制的规定，加快了企业改革的步伐。11月11日，市汽车工业公司、市仪表工业总公司的行政管理职能被剥离出来归口到新成立的武汉市机械工业管理局。这是武汉市实现政企职责分开，实行行业管理的一次尝试。与此同时，武汉柴油机厂聘请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格里希担任厂长。这不仅是武汉制造业的第一位洋厂长，也是中国国有企业第一次聘任外籍厂长。从1985年起，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租赁经营责任制在武汉制造业企业中开始逐步推行。从1985年到1987年，市属国有预算内389户工业企业，实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达339户，占总数的87%。1985年3月，武汉化工机械厂与市化工局签订为期3年的租赁经营合同，成为全市集体租赁经营国有小型企业的第一例。同月，武汉电珠厂厂长潘友生与市灯具工业公司签订个人租赁合同，首开全市个人租赁国有小型制造业企业的先例。1986年10月，陈启发小组租赁经营武汉汽车发动机厂，成为全省租赁经营中型国有企业第一例。此外，武汉市还在制造业企业中对企业兼并、产权交易和企业破产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探索。从1984年起，武汉市就陆续在一些中小型制造业企业中开展企业兼并试点。1988年5月，武汉市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产权交易市场——武汉市企业兼并市场。5月27日，武汉市国棉一厂兼并武昌服装厂和美华服装厂，这是武汉制造业最早通过产权市场实现的第一宗企业兼并。到1991年为止，武汉市总共实现企业兼并118起。1992年5月，武汉羽绒总厂成为武汉市成功实施企业破产的第一例。1992年底，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武汉市提出了“五个一批”的企业改革新思路，即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组建企业集团、引进外资嫁接、开辟第三产业转向和实行租赁拍卖这五种方式对企业进行改革，实现企业经营机制转换。1995年，为了进一步搞活国有企业，武汉市又提出了“壮大放小”的战略。这一系列有关企业改革和体制转换的艰难探索和尝试，对于发展壮大武汉制造业，特别是对优化产业结构，搞活经营机制，增加制造业企业活力起到了一定推动促进作用。

2、在横向经济联合中寻求优势互补和产业配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武汉的制造业企业通过开展横向经济联合，突破传统的部门、行业、地区和所有制的界限，寻求优势互补和产业配套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1979年7月，武汉钟厂和群建纸品合作工厂联营生产闹钟，从而在武汉制造业企业中首次实现了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横向经济联合。1983年3月，武汉洗衣机厂率先打破外协、外购件只能在本地区配套的陈规，面向全国公开招标，择优选购，协作配套，吸引了全国各地270多家企业参加竞争，成为了武汉制造业发展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的横向经济联合的一座里程碑，取得了成本减少、利润增长的良好效果。此后，武汉制造业企业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范围越来越大，形式越来越多。到1985年，全市工业系统已与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重庆、南京、深圳、香港等城市以及省内的6个县建立了不同类型的经济联合体80个，参加单位达1265个。此后，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武汉市委、市政府也提出了与湖北省内各地市州发展内联协作，实施“城城通开、城乡通开”和发展更广泛的横向经济联合的战略决策，使得武汉制造业的横向经济联合发展更加迅猛。到1986年已形成了以制冷机、复印机、洗衣机、锅炉、汽轮发电机、自行车等“拳头”产品为龙头的企业群体47个。1987年5月，武汉经济协作区的成立，标志着武汉制造业横向经济联合走向鼎盛时期。当年全市工业组织各类经济联合体增加到238个，参加单位和企业多达1500多个，遍及全国28个省、市以及美国、日本、德国、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具有企业集团雏形的就有63个。到1988年为止，全市经市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济联合组织有363个，形成了80多个以生产要素结合为纽带，协作关系稳定的企业群体，其中包括长江动力公司、长江光通信产业集团、武汉塑料工业集团、武汉计算机集团、武汉日用化学集团等16个大型企业集团。与此同时，城乡之间的横向联合和郊县企业的横向联合也显得十分活跃。1986年武汉市组织了100家大型企业对郊县和乡镇企业进行对口支援，使城乡联合项目达到531项，新增生产能力2.63亿元。1989年武汉市所属各区县共签订联合协作项目1210个，通过横向联合实现工业产值近7亿元。

（三）、从“钢、车、机、新”到发展十大优势行业、布局五大工业板块

1、两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建立与四大支柱产业的发展壮大

进入80年代中后期，武汉传统制造产业实施转轨变型的同时，世界科技工业革命掀起了新的浪潮，高新技术工业园不断涌现。用高新技术武装、打造一批新型现代制造企业，是推动武汉制造产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至要关键。武汉市委、市政府勇于抓住促使武汉制造业新飞跃的机遇，周密运筹打造富有高新技术含量的新型制造产业，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984年武汉召开了新技术革命武汉对策研讨会，代表们极力呼吁在智力资源密集的东湖地区兴办新技术密集经济小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接着市咨询委提出《关于向省里要求对“建立东湖新技术知识密集小区”进行联合调查的请示》，市委立即批示：先干起来，成熟一项干一项。市委的重视和支持给了创办东湖开发区以极大的鼓舞，东湖开发区迅速进入筹划阶段。1985年武汉市拟定《东湖技术密集经济小区筹建方案（试行稿）》，积极推动开发区的筹建工作。1987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成立，为科技人员创办科技型企业，转化科研成果提供了孵化基地。1988年，武汉市政府进一步发出《关于加快建设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若干试行规定》，决定建立以光纤通信技术、生物技术、激光技术、新型材料、微电子及计算机为主的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定对在开发区内建立的企业实施系列优惠政策。政策就是资本。《规定》激发了一大批科技人员迅速跨出校门院门，走进东湖开发区，组建成立高新技术企业，短短时间之内，其技术上的优势迅速显现出来。1990年1月，开发区现代技术制造企业发展到73家，总收入突破亿元大关。次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当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积极筹建时，武汉轿车开发区也于1988年正式启动。当年1月，计划年产30万辆轿车，可实现年产值200亿元的东风汽车上报项目建议书被批准后，引起了全国各个省市的极大关注。一时间，逐角争取这个涉及钢铁、机械、电子、化工等多种产业的项目，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话题。由于武汉市委、市政府全力以赴，上下沟通，纵横捭阖，1988年秋，国务院批准东汽轿车总装厂定在武汉。1990年底，中国东风汽车与法国雪铁龙公司合资项目合同正式签字，武汉市委、市政府立即决定建立武汉轿车产业开发区，并于次年正式动工兴建。1992年，根据形势需要，将开发区名称更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1993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表明国家级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建立。转轨变型，体制创新和两大国家级开发区的建立，给武汉制造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增长剂，武汉传统钢铁、机械、纺织三大支柱产业迅速被钢铁、汽车、机电和高新技术等四个超百亿的产业所代替，发展成为“钢、车、机、新”四大支柱产业。武钢，这个武汉制造业中第一大支柱产业，经过深化改革，转换机制和从德国、西班牙等国引进技术设备，实施高新技术嫁接，生产能力大大增强，产品品种不断创新，出口数量进一步提升。神龙、万通汽车有限公司是武汉汽车行业的骄子，经过不断深化改革，励精图治，努力增加投资规模，形成了以轿车、轻型车为主导，座椅、座垫、变速箱、同步器齿环、制动器、精冲拨叉等相关配套零部件规模发展的产业结构。机械行业，武重、武锅、湖北电机、武汉电缆等通过加大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力度，总体生产能力不断增强。以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新技术制造业，技术含量提高了产品附加值，产值产量优势明显，逐渐发展成为武汉经济的亮点。数字是发展最为客观的反映。到90年代中期，武汉“钢、车、机、新”四大支柱产业发展成效喜人。钢铁生产达1070.4万吨，出口为34.32万吨，其中钢材28.27万吨，生铁6.03万吨，钢铁产品2000吨，已经形成了三炼钢、硅钢、高速线材等独具特色的品种。汽车生产数量超过1万台，实现销售收入达22.66亿元，成为武汉经济重要增长点。机电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达24.19亿元，新产品开发达172种，新产品产值占整个生产产品中的21.2%，其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15.2%；出口产品也有较大突破，武汉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重点开发大型成套项目，全年出口创汇2800万美元，实现利税100多万元。高新技术制造企业年度生产总产值达60.6亿元，实现利税14.1亿元，为武汉工业增长率拉动了5个百分点，成为武汉名符其实新的经济增长点。

2、建立五大产业基地的规划和实施

“钢、车、机、新”四大支柱产业的迅猛发展，促使武汉制造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在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和我国沿海经济直线发展的时候，如果把目光仅仅聚焦在四大支柱产业上，不注重现有制造业的规模效应、基础工业的配套建设、新型产业的开拓创新，武汉制造业只能限在一个小小的甬道之中，势必严重影响武汉制造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了推动武汉制造业快速发展，不断提高城市经济综合竞争力，武汉市委、市政府集思广益，反复探索，最终锁定建立支撑武汉制造业发展的“五大产业基地”：即以通信设备、激光产品为特色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以轿车制造为重点的现代制造业基地、钢材制造及新材料产业基地、生物工程及医药产业基地和环保产业基地。武汉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武汉·中国光谷），将依托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电子信息领域的科技优势和产业基础，通过对技术、产业、人才、资金等资源要素的整合和重组，重点发展光纤光缆、光传输设备、激光技术及成套产品、网络技术及设备、自动控制装置等，努力向“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目标迈进，到2005年力争实现光电信息产业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汽车工业和机械装备工业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将依靠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以轿车发展为重点，形成轿车、轻型车和专用车、推动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发展规模；采用现代集成制造系统和先进制造工艺，发展数控加工中心、智能化工业控制系统、快速原型制造工艺及成套设备、新型机车制造等，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制造业的基地。到200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660亿元，增加值200亿元。钢材制造及新材料产业基地，以武钢二热轧、一冷轧建设为重点，以炼钢和钢材生产为基础，逐步向特种钢材、重轻钢结构、金属结构制品发展和延伸，努力开发光电信息材料、特种金属材料、纳米材料等新型材料，把武汉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水平的钢材、钢结构及新型材料生产基地，到2005年，实现年销售收入450亿元，工业增加值155亿元。武汉生物工程及新医药产业基地，重点发展生物医药、生物农药、生物芯片、生物技术疫苗和新型中西药制剂等，促进企业资产重组和优势集成，植培产业化能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进而形成以名优产品为核心的特色产业。到2005年，总产值实现200亿元。环保产业基地，通过改革、改造，实现强强联合，规模经营，大力引进、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加快环保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转化，促进环保产品技术经济指标的提升，重点发展水污染、大气污染治理技术设备，固体废弃物处理、噪声治理技术设备、循环清洁燃烧设备等。到2005年力争实现工业总产值120—150亿元，利税达到20亿元以上。规划制订后，市委、市政府又进一步确定了各个基地投资数额、建设项目和完成时间，要求各负责单位切实把五大产业基地建设当作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工作来抓。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及其务实的作风，立即化成强大的建设动力。五大产业基地建设迅速开展起来，许多续建、新建项目全面展开。时至今日，“五大产业基地”的主导格局已初现端倪，形成光电子、汽车、钢铁、生物工程与新医药、环保基地齐头并进的良好发展态势。“五大产业基地”的规划与实施，扩大了武汉制造业长期以来形成的围度，快速向新型技术领域拓展，提高了武汉制造业的竞争力，对武汉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重点发展十大优势行业，牢牢抓住“钢车机、烟酒药”等支柱产业不放松

五大产业基地建设进展顺利，先期建设的部分现代制造企业相继投产，武汉经济能量与时俱增，这给武汉人民发展制造业以坚定的信心。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作出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的战略部署，又给武汉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为了进一步明晰武汉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武汉市委、市政府新一届领导班子果断实施重点发展十大优势行业，牢牢抓住“钢车机、烟酒药”等支柱产业不放松的战略决策。决策依据实践。在确定发展制造业思路时，武汉市委、市政府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统计得出：2002年武汉工业销售收入、利税、利润90%以上来自制造业，而制造业九成的销售收入、利税、利润来源于钢材制造、光电子信息、机械、医药化工、环保、食品、纺织服装、造纸与包装印刷、家电十个行业。为更好地发展武汉现代制造业，努力提高制造产业的行业优势，市委、市政府及时调整发展思路，提出重点发展十大优势行业。为了把重点发展十大优势行业决策落到实处，市委、市政府把“延伸产业链、拓展企业群”作为加快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促进武汉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要求全面落实到具体的行业上、企业上、产品上，对于链条上已有的龙头企业要帮助和支持它们做大做强；对于链条上的核心企业要扩大规模、提高效益；对于链条上的空白要发挥武汉各方面优势，利用现有资产存量，筹划和引进一批大项目、大企业。为此目的，确立了一批发展十大优势行业的重大项目，并确定了时间进度表、具体负责人及投资额度，要求各尽其责，全力以赴，把项目建设好。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带头深入项目单位调查研究，深度参与，贴近服务，解决实际问题，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为进一步明确制造业发展重点，市委、市政府适时提出了牢牢抓住“钢车机（光机电）、烟酒药（药化工）”等6大支柱产业不放松的要求，指出：“六大产业提供的税收占全市制造业的比重超过80%，抓住了这些企业，就抓住了全市创名牌的关键和重点”，要引导这些产业向规模集中，培植一批产业关联度高的龙头企业，带动相关企业的发展。作为重工业代表的钢车机（光机电），向来是武汉制造业的支柱。目前，武钢已经形成年产钢800万吨，钢材55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规模占全国第3位，在世界百强钢厂中排名第25位。到“十五”计划末，将形成年产1200万吨的钢铁生产能力，成为我国汽车板和硅钢片的主要生产基地，跻身世界一流企业行业。以神龙公司为主的武汉汽车生产，其生产能力和工业产值明显上升，现已形成15万辆生产能力，并与法国PSA标致雪铁龙集团扩大合作后，将同时生产标致、雪铁龙两大系列产品，明年达到年产15万辆的一期计划，二期工程已经启动，到2009年，神龙公司可年产轿车36万辆，预计产值350亿欧元。神龙公司将坚定打造“中国轿车第一品牌”，努力把神龙公司建设成为竞争实力强的国际一流企业。今年7月，东风公司与日产公司组建为东风本田汽车（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挂牌；9月，东风公司总部迁至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将有利于东风的产业优势、品牌优势与武汉的区位优势、科技优势的有效结合，有利于与国际汽车工业接轨，加快做强做大的进程，发挥汽车产业辐射作用，加速带动武汉汽车工业发展，对于提升武汉汽车产业地位和城市综合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东风与日产、标致——雪铁龙、本田合资合作，将形成3个整车生产基地，使我市2007年形成整车30万辆的规模。机（光机电）产业以邮科院、长飞、精伦电子等为主体的光通信产业居全国同行业前茅，是真正具有自主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已逐步成为全国通信产业的中坚；特别是随着“武汉·中国光谷”这一品牌的推出，整个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作为轻工业典型的烟酒药（药化工），是武汉国民经济的重要来源。武烟已经发展成为年生产能力达60万箱以上的全国烟草行业的重点骨干大型企业，列入国家经贸委重点发展的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现在是我市纳税的第一大户。市委、市政府提出：“举全市之力，创武烟名牌”。省委、省政府提出：“以武烟为龙头，调整湖北烟草结构”。武烟人肩负着省、市委的重托，敢走新路，敏于创意，快速扩张，在不长的时间里，成功地兼并了三峡烟草有限公司、红安卷烟厂，划拨大悟卷烟厂生产指标，实现了“三连跳”。同时，武烟集团与国际上最大的雪茄烟公司英美烟草公司联手，旨在建立亚洲最大的雪茄烟生产基地，大胆尝试全面融入国际烟草市场。今年，武烟集团可望年产过100万箱，利税30多亿元。2007年将实现利税翻一番。目前，武烟提出实施品牌扩张壮大企业发展思路，抢抓机遇，冲出湖北、突破中原，迅速做大做强，力争在全国烟草业占有重要一席之地。我市引进嫁接的两家啤酒厂武汉百威和武汉华润，都具有很强的品牌优势。“百威”啤酒在美国销量第一，在全球100个最有价值品牌中排名第24位。华润背靠SAB和香港华润“浓荫”，还在蓄势扩张。要充分发挥“百威”和“华润”的品牌优势，扩大武汉百威和武汉华润的生产规模，尽快形成各年产50万吨的生产能力，使全市啤酒生产总规模达到100万吨。药（药化工），我市已形成了以中成药为龙头，生物医药及制剂、生物保健品、化学合成药物与生物农药共同发展的格局。涌现了“红桃K”、“健民”、“马应龙”、“中联”等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品牌，医药产业在全国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在化工行业中，有机实业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苯甲酸纳、氯醇橡胶等产量占全国第一，今后将通过机制转换做强品牌，再把品牌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今年，市有关方面和武石化正在全力争取“年产80万吨乙烯”工程立项。

4、城市经济圈与五大工业板块的布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内城市之间和大城市圈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武汉作为华中地区特大中心城市，应该形成和拥有充分发展自我的城市经济圈。我省第八次党代会把加快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提出来。200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考察武汉经济发展时，明确指出：“发展武汉带动全省，尤其带动武汉周边城市的发展”。按照省委的战略决策，武汉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决定：武汉必须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加快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步伐，不断明确武汉城市经济圈的发展三个圈层：第一圈层，由武汉市中环至中环外15公里范围内的吴家山、阳逻、沌口、庙山、北港等小城镇组成，称为“武汉城郊经济圈”；第二圈层，指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鄂州、黄石、黄冈、孝感、咸宁、天门、仙桃、潜江等8个城市构成的城市群，可称为“武汉及周边城市群”；第三圈层，指以武汉为常任主席方，依托武汉经济协作区，初步形成由湘、鄂、豫、赣等4省30个城市构成的城市群，可称为“长江中游我国中部地区城市群”。近年来，武汉积极联络周边8市，制定建立合作机制方案，确立联合协作的重点及合作项目。武汉市突出现代制造业为产业发展重点，通过拉长产业链条来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核心是提升和发挥中心城市的聚散功能，形成武汉与周边地区全方位竞争、协调发展机制。周边城市群应立足本地基础和特色，兼顾城市群内产业错位发展需要，确立发展方向和重点。通过推进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努力实现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互动发展，不断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实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同时，积极组织参加经济协作区的30个地市，共同商讨研究协调发展的对策，加强武汉外层经济圈的影响力，扩大制造产业的知名度。外力是武汉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武汉市委、市政府在建设武汉城市经济圈的同时，没有忘记修炼内功，这是壮大发展自我的根本，因此进一步提出布局青山地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湖开发区、东西湖、硚口等五大工业板块。青山地区以武钢为主体，发展新材料、环保、化工产业，带动新洲，联手发展，做强做大；东湖开发区依托大院大所，联合洪山、江夏，把光电子、医药产业推向更为广阔的前景，充分用足开发区的政策；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带动汉阳，联合蔡甸，快速发展汽车等产业；东西湖以食品加工和农副产品深加工为重点，加快发展现代物流，发挥聚散功能，大进大出，服务武汉，辐射湖北；硚口板块衔接江北工业园和东西湖，围绕汉正街都市工业园建设，形成小商品大市场，构筑重要都市工业区。

城市经济圈和五大工业板块的提出和实施，是武汉制造业优化环境，夯实基础，拓展空间，强化布局，增强发展后劲的重大措施。随着经济圈内各城市间相互协作，五大工业板块内制造企业的全面兴盛，武汉制造业前景璀璨，一定能够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历史的启示与思考

（一）武汉制造业百年发展历史印证了一条规律：

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兴盛，武汉城市综合实力就上升，在全国城市发展中就能居于领先地位，人民的收入也增长较快；制造业弱化，城市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就受到影响，人民的收入增长也放缓。因此，现代制造业是武汉的强市之基，富民之源。武汉近现代制造业在过去一百多年风风雨雨的发展历程中，曾有过几度辉煌和几次曲折。在晚清时期，张之洞在武汉大办制造实业，实行机器生产。以汉阳铁厂为代表的冶金工业，曾一度垄断了全国的钢铁生产（1911年前钢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00%，到1922年前仍占全国钢铁总产量的75%）。以湖北官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为代表的纺织工业所拥有纺织设备数居全国第二位，实力仅次于上海。以汉阳兵工厂为代表的军事工业实力相当长时期内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当时的“汉阳造”不仅成为驰名全国的品牌，而且成为武汉制造业的一个象征。此外，武汉的白沙洲造纸厂和湛家矶造纸厂的产量在20世纪初也曾雄踞全国首位。正是因为拥有这批实力雄厚的制造业骨干企业，武汉才成为了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制造工业中心和中国近代制造业的发祥地之一；也正是凭着这种强大的制造业实力，武汉才得以成为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二的大都市，与上海并称为“大上海”、“大武汉”。

在民国时期，武汉制造业也有过短暂的繁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民族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使一批优秀的制造业企业脱颖而出：周恒顺机器厂在20世纪30年代跻身全国产品最精良的九大民营机器厂之一；中南地区最大的面粉厂——福新第五面粉厂的投产，使武汉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面粉工业中心；南洋烟草公司在武汉投资建厂，也使得武汉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华中最大的卷烟产地。然而，由于旧中国政治体制腐败、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加上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战乱的影响，武汉的制造业不仅没能得到发展壮大，反而逐渐衰落，失去了原有的优势，武汉的城市综合实力和地位也随之下滑。1934年，在上海、天津、南京、青岛、无锡和汉口全国六大工业城市比较中，汉口在工人数量和动力数方面居第四位，在资金额和年总产值方面居第五位，制造业总体水平已丧失昔日的领先地位，呈现出下滑态势。到1948年初，武汉工业有动力设备的工厂只剩下233家。武汉解放前夕，全市工业固定资产仅有7000万元，昔日盛极一时的武汉制造业此时已损失殆尽，武汉的经济也随之陷于崩溃。武汉解放后，党和政府从新中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高度考虑，决定把武汉由消费性城市建设成为“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和“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这一决策使得武汉制造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在国家“一五”计划确定的156项重点工程中，就有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和青山热电站3个项目放在武汉。此外，国家还在武汉重点投资建设了武汉锅炉厂、武汉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一大批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的“武”字头大型骨干企业。武汉现代制造业因此得以重振雄风。全市工业总产值从1952年的5.52亿元猛增到1957年的14.57亿元，到1966年又增长到38.89亿元。武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从1952年的1.6%上升到1957年的2.1%，到1966年又上升为2.4%，达到了建国以来最高峰。武汉的经济地位和城市综合实力也因此大大提高，成为全国制造业中心和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给武汉带来了滚滚财源，1952武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利润和税金分别为1911万元和927万元，到1957年则分别增长为6800万元和2918万元。武汉市的财政收入也随之从1952年的1.38亿元，猛增到1958年的4.22亿元。制造业的发展和繁荣还促进了职工收入的迅速提高，全市制造业职工工资总额从1952年的3857.5万元增加到1958年的16519.6万元。武汉制造业的第二次腾飞，使得武汉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在全国城市发展中始终保持着领先的地位。在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武汉的城市综合实力和国内生产总值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都保持在前五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体制开始转轨变型。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伴随着沿海地区制造业挟着新的理念、新的机制骁勇打拼,迅速崛起，武汉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出现了逐渐弱化的态势，武汉的城市综合实力和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也随之逐渐下滑。到1991年，武汉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19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已下降到第11位。与工业增长最快的城市相比，武汉的工业增长速度竟相差20多个百分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尽管此后武汉市为振兴现代制造业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要缩小和弥补与东部制造业发达城市之间的差距，还需要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

（二）武汉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与项目的大小，投资的多少，对外开放程度的高低密切相关。

武汉制造业在全国地位较高的时期，都是工业领域重大项目多，投资力度大，对外开放程度高的时期。由此可见，大项目、大投资、大开放才是武汉制造业实现腾飞的前提和基础。无论是在晚清时期、建国初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武汉现代制造业都是因为拥有大投资、大项目和实行大开放才得到了大发展。晚清时期张之洞兴办汉阳铁厂，先后投入资金达784万余两白银。筹建官布局、纺纱局又分别投入开办费用130万和110万两白银。汉阳兵工厂自开办到1906年为止，仅购买机器和建筑厂房就分别投入资金达172.17万和45.88万两白银。武汉的官办工业共有17家，占全国官办工业的17%，总投资达1300万两白银。另外，自1861年汉口开埠后，西方列强便一直把武汉作为中国内地最大的通商口岸，纷纷在此设立租界、投资办厂及转运货物。因此，这一时期武汉的对外开放程度比较高，便于从国外引进技术和人才，也便于制造业产品的输出。晚清时期武汉制造业的兴盛，正是建立在这种大投资、大项目和大开放的基础之上。建国初期，党中央和武汉市委、市政府都把“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作为武汉市发展的战略目标，仅“一五”、“二五”时期，国家对武汉的工业建设投资就分别达到5.4亿元和17.6亿元。从1950年至1985年，国家对武汉工业的累计投资达到123.8亿元之多。一批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大型项目如全国第二大钢铁联合企业武钢、全国最大的重型机床厂武重、全国三大锅炉厂之一的武锅、全国四大风机生产基地之一的武汉鼓风机厂等纷纷在武汉建成投产。这些大投资、大项目无疑是构成武汉现代制造业的核心和支柱，也是武汉制造业能够再度崛起，享誉全国的关键所在。这一时期虽然因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政策使武汉不能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但武汉的这些重大建设项目，通过大量引进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专业人才，部分地实现了对外开放。这种开放正是武汉现代制造业能够实现第二次腾飞的重要条件。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两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建立以及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武汉现代制造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期。制造业基建投资从1991年的4.91亿元猛增到1995年的68.93亿元，制造业更新改造投资也从1991年的10.51亿元增长到1995年的38.79亿元。武钢（钢、铁）“双七百万”工程、神龙汽车有限公司30万辆轿车总装厂一期工程、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武汉日电光通信工业有限公司、七一0厂移动通讯基地、武汉百威等一大批独资与合资大项目先后启动和建成，标志着武汉现代制造业再次走向繁荣。这一时期武汉对外开放的程度也进一步提高，1991年国家批准武汉港直接对外籍船舶开放，1992年又确定武汉为沿江开放城市。武汉市更是以此为契机，确立了“以开放为先导，用开放促改革”的战略思路，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为武汉现代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再次走向辉煌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和环境。总结武汉制造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在制造业项目的选择和投资上要有大手笔，必须把项目投资尤其是重大产业项目投资作为武汉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载体，深入推进项目兴市工作，以项目为中心抓经济工作，以抓大项目促大发展；必须选择在国内或国际上武汉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项目，经过充分论证后进行重点投资或重点引进，加大策划和组织实施力度，使之成为武汉制造业的中流砥柱，托起“武汉制造”的明天。在对外开放方面也要有大气魄和新思路，尤其是要克服内陆意识和小农思想，把资金、人才、原材料、设备、产品等一切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要素配置放在国际、国内两个大的市场背景下来考虑，尽可能利用开放带来的有利条件，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武汉自身的优势，实现武汉制造业的振兴。

（三）武汉制造业一百多年来几次跨越式大发展，都是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实行高位嫁接，坚持技术改造和不断技术创新的结果。

这是武汉制造业快速发展的一条捷径。而加快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要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全面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则是武汉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武汉现代制造业在历史上的几次跨越式大发展，无一例外都是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装备，实行高位嫁接，然后通过不断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实现快速发展这样一条捷径。

在清朝末期，汉阳铁厂大量从英国和比利时引进先进的冶炼设备，并直接聘请外籍技师40余人。经过设备改造和消化吸收这些先进技术后，最终成为当时亚洲一流的钢铁联合企业，所生产的优质钢铁远销到美国和日本。汉阳兵工厂从德国柏林力佛机器厂引进成套先进设备生产毛瑟连珠枪和克虏伯山炮，从而铸就了“汉阳造”的辉煌。武汉近代制造业通过引进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与人才这条捷径，在它的起步阶段用很短的时间就获得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建国初期，武钢以总投资的7%用于引进苏联先进冶炼设备；武重也不惜巨资从苏联引进了大批先进机床和动力设备；武锅则从捷克斯洛伐克引进了许多关键设备。同时，它们还聘请了大批苏联和捷克的专家与技术人员驻厂指导建设和施工。1974年，武钢又从日本和德国引进了具有7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一米七”轧机，使武钢成为了全国钢铁工业技术装备最先进的企业之一。通过这种技术装备与人才的大量引进，武汉制造业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实现了再度辉煌，武汉成为了全国六大工业基地之一和华中地区最大的制造业城市。对引进的先进技术进行充分的消化吸收，实现高位嫁接，通过不断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保持技术的先进性，这是关系到制造业企业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武汉制造业在这方面有不少成功的范例。武钢在消化吸收了“一米七”轧机系统的231项技术专利和217项技术诀窍的基础上先后开发新工艺、新技术197项，其中47项达到国际80年代先进水平，使“一米七”轧机超过了原设计生产能力，由此获得199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武钢还对引进的外国技术专利进行改进和创新，于1986年首次向德国菲利浦公司反向输出转让一项技术专利。1988年武汉市通过与荷兰飞力浦公司合资创建的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完整地掌握了光纤制造的关键技术，实现了与世界光纤技术同步发展。几年后，长飞公司通过对光纤生产工艺进行技术改造与创新，实现了由引进技术到向荷兰反向输出技术专利，其产品更是畅销全球国际市场。1992年，神龙汽车有限公司通过与法国雪铁龙公司合作，不仅获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生产技术，而且还取得了与雪铁龙汽车同步改进、同步提高技术的优惠待遇。神龙公司仅从国外引进设备就达2275台之多，占了设备总数的50%以上，引进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3451份，并根据中国道路交通情况和气候条件对生产工艺进行了100多项技术改进。它所生产出来的富康轿车也因此成为了武汉现代制造业的经典之作。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武汉制造业迫切需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要大力引进和发展高新技术，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这是武汉制造业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和方向。我们可以利用后发优势，直接引进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在武汉建立生产基地，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或者利用国内外高新技术与我们传统产业进行高位嫁接，从而跳过工业化的某些发展阶段，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升级。但是，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许多最先进的战略技术、核心技术是引不进来的，只能立足于自主创新，走引进技术与自主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否则，制造业的发展就会越来越困难。这是因为即使我们掌握了全部技术，生产出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也不等于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不等于拥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一旦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就不得不进行新一轮引进。由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制造业的很大一部分利润都不得不支付给外国公司作为知识产权费用。这必将对我们制造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何况当今世界高新技术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产品寿命周期越来越短，有些引进的技术尚未实现国产化或产品尚未完全投入市场，可能就已经过时了。一味靠引进技术，就难以摆脱对外依赖和技术落后的局面，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只能是永远受制于人。因此，发展武汉制造业必须高度重视占领高新技术制高点，在某些关键领域或若干科技发展前沿实施自主创新，重点突破，把武汉的科技、教育和人才的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产业优势。

（四）是否拥有名牌产品和知名企业，是衡量武汉制造业是否兴盛的标志。

而如何使知名品牌做大做强，保持长盛不衰，克服地域性局限和防止周期性兴衰，则是武汉制造业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名牌与名企往往是唇齿相依，名牌的崛起经常与名企的崛起密切相关。是否拥有名牌产品和知名企业，是衡量制造业是否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武汉现代制造业在它历史上的几个辉煌时期都有一批知名企业生产的名牌产品作为代表和象征。在晚清时期，汉阳铁厂的钢锭、钢轨和生铁，汉阳兵工厂的“汉阳造”步枪，湖北制麻局的葛布，湖北官纱局的黄鹤楼牌棉纱，燮昌火柴厂的“双狮”火柴等，都是名噪一时的名牌产品。在民国初期，武汉制造业也涌现出了一批名厂生产的名牌产品，如周恒顺机器厂的蒸汽机、煤气机，福新第五面粉厂的“牡丹”牌面粉，英美烟草公司的“哈德门”香烟，南洋烟草公司的“千秋”和“爱国”牌香烟，太平洋肥皂厂的青龙肥皂，普同工业社的“大公”牌电池等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武汉制造业全面繁荣时期，知名企业和名牌产品更是群星璀璨，几乎每个行业都涌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名厂和名牌，武钢的板材、武重的数控机床、武锅的电站锅炉、武汉市无线电厂的“长江”音响、武汉洗衣机厂的“荷花”牌洗衣机、武汉冷冻机厂的螺杆制冷机，武汉酒厂的黄鹤楼酒等等，在当时都是市民们如数家珍的骄傲，都是驰名全国的名牌产品。然而，武汉制造业所创造的这些名牌虽然盛极一时，由于多种因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却不能保持长盛不衰。因为，这些知名企业和名牌产品大多是短缺经济时代的产物，是在市场半径小、竞争不发达的条件下或计划经济体制下诞生的，缺乏经营名牌的意识，缺乏相当的产销规模，缺乏抵御竞争风险的能力，因而常常表现为地域性局限和周期性兴衰，难以做大做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渐完善，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加上沿海地区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武汉制造业原有的这些知名企业和名牌产品许多因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消失。到2001年，中国名牌战略委员会评出的57个中国知名品牌中，武汉已没有一席之地。2002年全国评出的上百个知名品牌，武汉仍然是榜上无名。我们无须为现在的状况寻找落后的理由，直面辉煌的历史和严峻的现实，武汉制造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奋起直追。一是要以“钢车机、烟酒药”为重点，在十大优势行业中选择具有一定品牌效应和基础较好的企业作为突破口，实施振兴武汉名牌的战略，以此提升企业形象，提高产品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对重点制造业企业给予必要的扶持，鼓励企业开展质量认证、专利申请，参加专业会展和项目竞标，强化经营品牌的意识；鼓励优势企业做大做强，努力实现超常规发展，突破地域性局限，走出武汉、走出湖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特别是要在重点制造业企业中坚持效益优先，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多元化，实行资产重组，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以股份制为主要实现形式，加快产权、用工制度改革，努力实现企业转换机制，职工转换身份，形成高效灵活的企业经营机制，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克服小富即安和短期行为的痼疾以及周期性的兴衰，力争使武汉制造业的知名企业和名牌产品做到长盛不衰。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争创4个中国名牌产品，100个湖北名牌产品，使武汉成为名牌产品的基地。同时，塑造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名牌企业，培育一批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集团公司。二是要敢于“借鸡生蛋”，开放引进，走名牌国际化之路。要利用武汉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市场优势、劳动力优势、科技人才优势、产业门类齐全配套的优势积极引进国内外著名制造业企业和知名品牌在武汉落户，实行贴牌生产，成为国内外名牌产品的生产基地，并做好产业配套，尽量延伸产业链，抓紧研发自己的核心技术，不能只做他人名牌的加工厂，要自主自强创立武汉制造的品牌。三是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新的名牌产品，开拓新的消费领域和新兴市场，努力提高名牌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提升武汉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打造武汉制造业的新形象。

（五）纵观武汉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历史，凡是拥有大批高素质企业家和高水平技术工人队伍的时期，往往是制造业兴旺发达的时期。由此可见，是否拥有高素质企业家和高水平技术工人队伍，是决定武汉现代制造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变量。

武汉制造业的发展兴旺，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它曾拥有大批高素质的企业家和高水平技术工人队伍。在近现代历史上，武汉曾涌现过不少杰出的企业家，他们为武汉制造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汉冶萍公司的盛宣怀、张謇，周恒顺机器厂的周仲宣，燮昌火柴厂、扬子机器厂和既济水电公司的宋炜臣，福新第五面粉厂和申新第四纺织厂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汉昌化工厂的陈经畬，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的徐荣廷、苏汰余、张松樵、姚玉堂、黄师让等等，在中南地区乃至全国都是极有影响、声名显赫的企业家。他们中间既有来自上海、江浙的富商，也有湖北本地土生土长的实业家。他们不仅为武汉制造业创建了一批知名企业和品牌，而且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发展壮大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为武汉制造业的繁荣兴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目前，我市企业家资源显得特别稀缺和珍贵。我们一方面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下大力气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引进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企业家精英，形成职业企业家队伍；另一方面要创新企业家的培育机制，下决心造就一大批引领武汉经济发展的本土企业家。要在全社会倡导尊重企业家、崇尚实业的良好氛围，切实把企业家的积极性调动好、引导好、发挥好。同时，也要教育企业家不为金钱美色所诱，不为乌纱浮名所动，不为艰难险阻所移，把创名牌作为毕生的追求，做到“基业常青”。武汉制造业在历史上曾几度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拥有大批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汉阳铁厂在创建之初就聘用了40余名外国技师，并从福州船政局以及上海、宁波、广州、香港等地招聘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湖北官布局聘请英国技师摩里斯负责设备安装和维护，英国技师德金生担任技术总监。布纱丝麻四局对外招商承租后，又专门成立了楚兴纺织学校培养技术工人。此后，四局还大量吸收武昌、湖南等纺织学校和北大工学院毕业生充当工程师、技师和领班。汉阳兵工厂除聘用14名德国技师分管铸造、化铁专业和设计安装、工艺技术外，还专门开设兵工学校，培养兵工技士，提高工人的操作技能。民营周恒顺机器厂也十分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专门成立了艺徒训练班和技工培训班。该厂技师易大成竟能在没有图纸和技术资料的情况下，仿制成功英国制造的煤气机。解放后，武汉制造业仍然保持着一支较高专业水平的技术工人队伍。到1985年为止，全市工业企业职工中，有大专、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和达到技工程度的占16.8%，有初、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占6.3%。全市64.86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中，工程技术人员就占了3.3万。武汉市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获得状元称号的高级技工人数，曾多次名列前茅。但近年来武汉制造业的高级技工人数和水平都有较大下降，人才结构不合理状况也令人担忧。2000年，全市职工总数58.7338万人（工人数为42.3635万人），其中高级技师仅1497人，技师10085人，高级工8.9850万人。2002年我市技术工人总缺口为6000人。据2003年7月7日《长江日报》报道，武汉市第十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参赛人数比过去减少一半以上，其中还有70%都是老选手，技术过硬的新技工十分少见，而且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奇缺，人才外流的问题十分严重，这无疑是武汉制造业发展的一大隐忧。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适应现代制造业需要的职业教育，充实和完善社会职业教育体系，加强职工教育和继续教育，使我市成为全国重要的中、高级技工教育基地。要深化企业的用人机制改革，以新的机制和政策激励工人提高技术水平和操作水平。如加强对工人实行技术培训和考核，严格实施就业准入制度，严格实行“先培训后就业、先拿证后上岗”制度，实现技术等级、操作水平与劳动报酬挂钩等。另一方面要尽可能提高优秀技工的待遇和地位，使最优秀的技术能手、业务骨干和劳动模范从“蓝领”阶层进入“金领”阶层，以待遇、事业和情感来留住人才，从而保证武汉制造业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优质的产品。

（六）武汉近现代制造业发展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是：发展制造业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既要抢抓机遇，又不能急躁冒进，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必须要有长期经营的思想和长远规划，坚持长抓不懈。

武汉近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历史证明：制造业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一个长远的规划和长期积累的过程。张之洞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经过了长达十六年的苦心经营，才使武汉制造业有所建树，在全国取得了领先的地位。周恒顺机器厂、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南洋烟厂等民营制造业企业，更是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得以生存下来和发展壮大。总结剖析武汉制造业一百多年来发展的历史，其中既有抓住历史机遇，在有利时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成功经验，又有因急躁冒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制造业发展的自身规律而招致的惨痛教训。例如，晚清时期的武汉制造业，就是利用兴办“洋务运动”的高潮发展起来的；在民国时期，武汉的民营制造业又借助全国“实业救国”的热潮，抓住了官办企业亏损和外国资本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放松对中国民族资本压迫的机遇，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终于在武汉制造业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在建国初期，武汉市又利用国家决定把武汉建设成社会主义工业基地的机遇，围绕国家重点工程发展现代制造业，实现了武汉制造业的再次腾飞。而在“大跃进”时期，因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贪大求全，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开展大办钢铁运动，加剧了原材料、能源、设备、交通运输、劳动力和市场物资供应日益紧张的局面，结果造成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资源浪费严重，最终使制造业发展遭到严重挫折。在“文革”期间，为适应备战和支援全省工业体系建设的需要，武汉市曾按照省里的指示，将大批制造业工厂从武汉迁往阳新和咸宁，兴建阳新、咸宁工业区，结果违背了制造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出现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不便，交通运输和职工生活困难，通信联系和信息交流不畅，产业效益低、产品技术含量低、物耗过高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不得不下马，武汉制造业因此元气大伤。回顾总结这些历史的经验，对当前加速武汉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仍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七）一百多年来武汉制造业发展的历史表明：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包括宏观导向，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制定规划和政策，营造投资、创业和发展的良好环境，资金倾斜，市场监管等）以及政府的角色定位对武汉制造业的兴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政府的支持是武汉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包办又会制约阻碍制造业的发展。

在武汉近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中，政府的行为、决策以及角色定位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晚清时期，以张之洞为首的湖北地方政府始终把兴办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业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产业政策和资金倾斜方面给予武汉制造业的发展以全力支持。在汉阳铁厂创办之初，张之洞就从户部先后争取到经费拨款共计白银242.46万两。后来他又通过招商承租为汉阳铁厂筹集了数百万两白银的经费。为兴办汉阳兵工厂，张之洞除了争取朝廷拨款外，还动用了江汉关、宜昌关的税银、汉口淮盐和宜昌川盐厘金以及土药税收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种财政收入。在政策支持方面更是不遗余力，设法克服了封建衙门的种种积弊，全力扶持以钢铁、纺织、军工为核心的制造业。官府的这种全力支持一方面使得武汉的制造业在晚清时期得以盛极一时；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角色定位错误，对制造业企业的机构设置、人员任命和聘用、建设资金筹措、建设规模和厂址确定、生产设备引进、原材料采购和产品分配销售等一切事务用行政命令方式进行包办管理，把企业办成了衙门，最终却阻碍了武汉制造业的发展壮大，使得巨额投资无法产生应有的效益，导致企业生产越发展，企业亏损越严重。建国后，武汉制造业又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才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中央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和确定国家工业的战略布局时，把武汉作为了一个重点地区，将许多国家重点工程都定点在武汉，并在政策和投资方面对武汉进行重点倾斜。湖北省和武汉市地方政府也把“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列为武汉的发展目标，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对武汉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进行了重点建设。武汉的制造业由此实现了第二次腾飞。然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政府在这一时期对武汉制造业企业仍然采取行政手段管理，存在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响了武汉制造业的自身发展和壮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政府逐步摆正了自己在制造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加快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和方式创新。省、市政府在高度重视武汉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却不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从宏观导向、产业政策上对企业进行引导扶持，从优化市场环境上为企业排忧解难，从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提供信息上为企业贴近服务。近年来，我市各级政府按照《行政许可法》和行政提速的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企业优先、市场优先、效率优先、基层优先”的工作方针，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环节，限定审批时间，推进新一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坚决制止和严厉查处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的行为，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提高办事效率，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的软环境。这就为武汉制造业在新世纪再次实现腾飞提供了必要条件，创造了良好环境。种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展望未来，武汉制造业必将重振雄风、再创辉煌。

综上所述，制造业的发展，必然带来经济的繁荣和综合实力的提升。武汉制造业发展的百年沧桑历史已为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规律天成，并非我所独见。过去的20世纪，制造业给美国、日本和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而美国仍在探讨其制造业如何在21世纪“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更具国际竞争优势；日本也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制造业变革方针，以防止产业空洞化。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今后科技怎样进步，发展先进的制造业都将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无论是在工业时代还是信息时代，制造业都将是衡量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作为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的一座内地特大中心城市，我们的优势恰恰就在于发展制造业。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把发展制造业作为新世纪武汉发展的第一要务来抓，通过振兴制造业，为武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八）加快武汉制造业的发展，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是一种考验和挑战

近现代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是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竞争力和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高新技术的主要载体和发展动力，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一个主体和重要表现形式。武汉的制造业增加值近年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0%左右，远高于其他15个国民经济门类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全市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否加快和怎样推动武汉制造业的发展，关系到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及城市建设的根本大局，关系到武汉在“中部崛起”战略机遇到来时能否圆满完成率先实现现代化，走在中西部城市发展的前列，甚至赶超部分沿海城市这一宏伟目标，也关系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因此，发展武汉制造业对于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是一种严峻考验和挑战，是检验城市管理者决策水平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一种重要标尺。

在武汉制造业发展的历史上，清末的张之洞因为推行“洋务新政”，致力于武汉制造业的发展而成为了当时在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地方官员。建国后，新中国领导人和当时的武汉市委、市政府都把“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作为武汉市发展的战略目标，大力推进发展武汉制造业，奠定了武汉工业体系的基础，改变了整个城市的经济结构，直至今天，当年建立的一批“武”字头企业，仍然在武汉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充分证明了当时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是科学的、正确的，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较强的执政能力、较高的执政水平。相反，在“文革”时期，由于地方党委和政府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陷于瘫痪，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无法履行职责，无法进行有效的执政和管理，结果武汉制造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国民经济也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

当前，世界发达国家正在实现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过渡，而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也正在经历由重化工业向高加工度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的时期，这种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制造业由沿海向内地转移的产业结构调整，使武汉又一次迎来了发展制造业的历史性机遇。武汉在人力、区位、交通、信息、水资源、市场空间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又有比较齐全的工业门类和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也有雄厚的科研力量和发展制造业所需要的大批人才，这就使武汉制造业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如何运用和发挥好这些有利条件，抢抓历史机遇，把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使武汉能够走出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重振武汉制造雄风，这对于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确是一种考验和挑战。它需要在全面把握制造业发展规律和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基础上，通过认真调查研究，科学民主决策，找准武汉制造业拥有的比较优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制订出发展武汉制造业的短期目标和长远规划，有步骤、有重点、坚持不懈地真抓实干，才能最后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