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历史 英雄的城市

红色的历史英雄的城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革命斗争

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武汉曾是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和抗战初期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下求索，开拓创新，留下了坚实的足迹。林祥谦、施洋、夏明翰、向警予诸烈士在这里叱咤风云，出生入死，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武汉地区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披荆斩棘，前赴后继，坚韧不拔，英勇奋斗，经历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汉的革命斗争史，就是广大党员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带领人民群众追求光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潮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永葆先进性的历史。武汉和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化作了人民共和国黎明的朝霞；鲜红的党旗上，飞扬着革命烈士血染的风采。他们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丰碑！

一、中共武汉地方组织的创建及其活动

武汉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武汉人民为挣脱沉重枷锁、追求光明前途进行过多次反抗和斗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一声惊雷，引发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巨澜，各省纷纷响应。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其历史功绩彪炳千秋。但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面对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的劳苦大众，中国的先进分子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1915年，一场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给国人以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沉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代人杰蔚起，中华群星璀灿。武汉地区以恽代英、董必武、陈潭秋等为代表的一支为数不多，但锐气方新的知识分子群，健步历史进步的潮头，成为时代的先行者。恽代英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生于武昌，是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主将。以他为首的一部分革命青年同时也是武汉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在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武汉地区以学生为先锋，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商界、劳动界等均行动起来，形成了自辛亥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群众运动。湖北督军王占元镇压爱国学生，酿成六一、六三惨案。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第一页上，留下了武汉青年殷红的血。

董必武，湖北红安人，1886年生，是湖北地区参加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革命者之一。青年时代即满怀爱国热情立志救国救民。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他连夜从家乡黄安赶到武汉，投身革命。伟大的五四运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恽代英、董必武等武汉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后通过不断实践、认真学习和反复思考，初步完成了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或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1920年前后，恽代英翻译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考茨基阐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本重要著作《阶级争斗》；李汉俊翻译了用通俗的语言和方法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剩余价值论的小册子《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先后在国内印行，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920年2月至9月，《少年世界》、《新青年》等杂志先后发表了《武汉工厂调查》、《武汉工厂纪略》、《汉口苦力状况》、《武昌织布、纺纱、铜币、银币、麻布五局工人状况》等调查报告，武汉地区先进的知识分子撰写的这些调查报告，反映了工人的痛苦，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认识工人阶级了解国情，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1920年初，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李大钊与全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1920年夏，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不久，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成员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后又亲自到武汉面见董必武，商议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同时，陈独秀也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刘到汉后，分别与董必武等商议此事，并取得了一致意见。

1920年8月，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七人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里召开会议，由刘伯垂主持，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会议学习了上海党组织起草的党纲草案，明确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研究了党组织的工作安排。会议决定租用多公祠5号作为党组织的机关，门前挂起“刘芬（即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以掩护党的秘密活动。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是武汉近代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从此，武汉党组织和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斗争和艰难探索。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首先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由参加者轮流作读书报告。同时，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等学校为基地，教育和培养进步青年学生，先后在武昌、汉口建立了青年团组织。党员大多兼有团籍。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力量，武汉的青年团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六个地方组织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建立的一块重要基石。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前往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其他地区的代表一起，共同完成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党的一大以后，武汉党组织正式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并租用武昌黄土坡下街27号作为地委机关。按照党的一大“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的决议，武汉党组织于1921年10月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包惠僧、林育南先后任主任，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湖北各地和京汉、粤汉铁路工人。他们深入工人群众领导开展经济斗争，并在斗争中建立起一些基层工会或工人俱乐部，开创了工人运动的新局面。

1921年冬，家住武昌粮道街的青年工人项英，在接受了《劳动周刊》等革命刊物思想启发后，寻访到武昌黄土坡，向武汉党组织负责人倾吐了自己的抱负，从此投身革命，逐步成长为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1922年1月，项英负责筹备的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同年7月，在武汉地区已成立28个工会（或俱乐部）的基础上，当时全国的第一个地方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10月更名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应运而生。1922年12月，武汉又诞生了全国最大的产业总工会——汉治萍总工会。从1922年到1923年，汉阳钢铁厂、汉阳兵工厂、粤汉铁路武长段、汉口扬子机器厂、既济水电厂、汉口英美烟厂、武昌徐家棚铁路工厂相继罢工。马克思主义一经与武汉工人运动相结合，便使龟蛇两岸的罢工潮波澜迭起、澎湃一时。随着斗争的深入，工人们的罢工斗争逐渐从增加薪金、减少工时的经济斗争转为争人权、争自由、反压迫的政治斗争，从一个工厂、一个行业的单独行动发展到许多工厂、行业相互呼应的联合行动，苦力的崛起成为这一时期武汉革命运动最重要的特征。当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领导全国工运的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曾写道：“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

1923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铁路16个分工会及各路代表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破坏和阻挠。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江岸（今天的解放大道1057号）秘密办公，并决定举行“争人权”、“争自由”的全路大罢工。2月4日上午9时，工人黄再兴拉响了罢工的汽笛，京汉铁路全线工人在3个小时内实现了总同盟罢工，使长达10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变成了僵卧的死蛇。2月7日下午，湖北督军肖耀南急派汉口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对工人实施镇压，两营全副武装的士兵分三路包围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工会。一时间，弹如雨下，血肉横飞，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2人当场牺牲。江岸分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等60余人被捕。

张厚生指挥军警将林祥谦等人绑在江岸车站电线杆上，刽子手向他连砍数刀，威逼他下令复工。林祥谦浑身鲜血淋漓，仍坚贞不屈，大呼道：“上工是要总工会下命令的，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年仅31岁的林祥谦义无反顾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晚，著名劳工律师、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也在他花楼街的住所被捕。2月15日，正值合家团聚的农历除夕，早晨7时，敌人就将施洋秘密杀害于武昌洪山。在刑场上，烈士铁骨铮铮，中弹后仍昂首高呼“劳工万岁”。律师把自己的最后一滴血，献给了劳苦大众。在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的血腥镇压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工团联合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

1919年5月至1923年6月，在党的历史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在这一时期，武汉地区的先进知识分子顺应时代潮流，通过不断实践和慎重思考，选择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在荆楚大地上坚定地举起了这面旗帜。他们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吸收更多的有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壮大党的力量；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引导工人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为争取自身的合法利益进行罢工斗争。在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武汉和京汉铁路沿线其它各地的工人阶级，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影响。罢工斗争失败后，武汉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带着在斗争实践中获得的宝贵经验教训，又勇敢地投身于第一次大革命的滚滚洪流。

二、大革命的中心——武汉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规模之宏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称它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京汉铁路大罢工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中国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不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必须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革命成功。因而党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一时期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此时的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也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武汉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领导建立了湖北地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林伯渠、李立三、项英、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分别担任了国民党汉口执行部、汉口特别市党部、湖北省党部的负责人，以双重身份走上了国民革命第一线，并在大革命时期主要以这种组织形式率领全省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英勇斗争。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武汉人民奋起声援，于6月11日遭到在汉的英帝国主义分子的血腥镇压。武汉人民声援沪案及围绕汉口六一一惨案所展开的长达半年的英勇斗争，是当年震撼世界的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武汉地区革命运动由低潮走向高潮的转折点。

五卅运动后，广州革命政府决定用革命战争结束国内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把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推向全国。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厉兵秣马，誓师北伐，一路斩关夺隘，势如破竹，雄兵首定芙蓉国，继而一鼓作气，连克武汉门户汀泗桥、贺胜桥。在形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态势后，北伐军于9月6日、7日占领了汉阳、汉口。这样就截断了吴佩孚军队的后路，使武昌守敌陷入被围的困境。

武昌城背靠大江，与汉口、汉阳隔江相望，鼎足而立，东、南、西三面城高壕深，城内蛇山耸立，易守难攻。武昌攻坚战是北伐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役。攻城部队前赴后继，牺牲惨烈，其中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就有第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等192名官兵光荣战死。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因作战英勇顽强、所向披靡、纪律严明而被人们誉为“铁军”。如今，铁军独立团的先烈们仍安息在武昌洪山南麓由徐向前元帅题写纪念碑名的烈士墓。诸烈士的鲜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武汉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为迎接、支援北伐军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1927年10月10日，武昌城在被围困40天后终于被北伐军占领。至此，武汉三镇全部克复。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取得彻底胜利，广州革命政府的势力随之迅速扩展，“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的歌声从珠江江畔唱到了长江两岸。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国民政府迁移武汉。12月13日，先期抵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几天后，临时联席会议在汉口南洋大楼办公。1927年1月1日，联席会议发布命令，宣布国民政府正式在汉办公。历史由此进入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汉后，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面临着工作任务异常繁重、斗争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共中央因此决定从上海迁往武汉。此前，中央已任命张国焘为中央驻汉代表，又相继调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吴玉章、张太雷等来汉，以加强对北伐军占领地区的工运、农运、上层统战等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从1926年冬至1927年4月初，党的大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瞿秋白、蔡和森、彭述之、谭平山、项英、罗章龙陆续到达武汉；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于4月中旬到汉后，党的中央机构秘书厅、宣传部、组织部、军委、农委、工委、妇女部等均迁汉办公。在此前后，以苏兆征为首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从广州迁汉，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在汉成立。位居扬子江畔的武汉成为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心，被人们称为“赤都”。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中曾写道：“全世界都知道，1927年的汉口是‘红色的汉口’”。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当时曾这样抒情：武汉是我的爱人，我甘愿为她牺牲生命。赤化的黄鹤楼，要永远屹立在江滨。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武汉工人运动迅猛发展。1926年底武汉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到200个以上，会员达20万人。武汉成为全国工会会员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随着工会组织的统一和发展，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春，武汉工人先后举行了300多次罢工，斗争的浪潮几乎席卷了所有的工厂。刘少奇、李立三、项英、许白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工运领袖在武汉对武汉和全国工运倾注了大量心血。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公然对在江汉关前听演讲的武汉民众进行武装挑衅，刺伤工人、市民30余人，其中3人重伤，制造了流血的一三惨案。英军的暴行激起了武汉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怒。武汉人民同仇敌忾，抗英风暴排山倒海。1月5日三十万武汉市民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会后游行群众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政府最终将汉口租界交还中国。此举一洗中国政府历年割地赔款、屈膝投降的积辱，大快人心，吐气扬眉，在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成为中国人民近百年反帝斗争史上的伟大壮举。伴随着工运浪潮的迅猛高涨，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气象万千。武汉郊县的农协会员发展到37万人。当时的武汉是全省及全国农运的指挥中心。武昌三道街旧道尹公署是湖北省农协办公的地方，也是中共中央农委、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机关所在地。当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在武昌举办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湘、鄂、粤、赣等省区培养了约800名农运骨干。1927年初，毛泽东从武汉回到湖南，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32天实地考察，于2月下旬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热情赞颂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阐明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给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以有力的支持和鼓舞。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很重视这个报告，于3月间在《向导》发表该文的前两章。4月，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最早设立的出版发行机构——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作书名将此报告公开出版，瞿秋白为之作序。

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其在中国的殖民利益，加紧了分化革命的统一战线、拉拢蒋介石的活动。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逐渐尖锐起来。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南洋大楼举行。这是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同蒋介石右派集团斗争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与会者当年群情激愤，通过了一系列抑制蒋介石专权的决定，主要是用主席团制的集体领导来抑制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中的个人独裁。遗憾的是会议仍然保留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让他继续执掌着指挥各路军队的实权。全会选举还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决定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共产党人苏兆征、谭平山随后出任国民政府的劳工部部长和农政部部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武昌都府堤20号）举行。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探索和论述有所深入发展，但未能提出有效的挽救革命的具体措施，为全党指明方向。党的“五大”以后，按照中共中央统一规定，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汉建立了汉口市委、武昌县委、汉阳县委。至1927年7月，武汉的党员达8000人。

5月，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5月13日，驻防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通电攻击武汉政府；17日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被24师师长、武昌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击退。在城市资产阶级、乡村地主阶级及国民革命军右派军官惶惶不安的叫骂声中，在四一二后迅速取得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领导地位的汪清卫等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领导核心层严重动摇，发布了一系列限制、制裁工农运动和保护地主、富农的训令，急剧地向右转化。6月5日，汪清卫解除了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同月10日，又和冯玉祥、唐生智在郑州举行反共会议。6月19日，蒋介石和冯玉祥在徐州举行秘密会议，并致电汪清卫实行宁汉合作，共同反共。作为全国革命中心的武汉，已陷入严重的革命危机之中。

在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国民革命中的一些右派军官相继叛变的情况下，党内一部分同志力图挽救革命。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于6月初制定《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从整军经武、准备应变的指导思想出发，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6月6日，张太雷在《向导》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指出面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有组织地进行抵抗。在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了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这些策略和建议均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否定。

6月底，武汉盛传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即将在当地制造又一个反革命事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鲍罗廷在慌乱中开会商讨对策，决定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以为用这种退让的办法可以使何键找不到制造事端的借口，可以取得武汉国民党的谅解。7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向国民党作出种种妥协，企图以全面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稳住武汉国民党，但这一切更助长了汪精卫等人的嚣张气焰。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以挽救革命危局。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中右翼分子的倒行逆施，对振奋党内革命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分共”，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历时三年多的中国大革命至此归于失败。汪精卫集团的反共行为，遭到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人的坚决反对。宋庆龄在汉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断然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与国民党新军阀彻底决裂。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大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大革命时期，武汉地区党组织审时度势，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主要组织形式，发动和领导以工人和农民为主要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武汉地区迅速掀起反帝反封建革命高潮。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中国共产党的一批著名领袖汇聚江城，指导革命运动，为武汉地方党史增添了夺目的光彩。群众参与的广泛性和斗争的复杂性是武汉地区大革命运动的重要特征。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充分显示了共产党的先进性，空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对此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艰苦卓绝的白区斗争和郊县农村土地革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这就是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屠杀中共党员和工农群众的险恶局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们的尸体，决心高举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1927年7月下旬，在汉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了与中国革命命运攸关的三项重大决策。一、实行土地革命，领导湘鄂粤赣四省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二、组织发动南昌起义。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筹备召集党的紧急会议。

7月24日，中共中央在汉召开常务会，讨论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提出的在南昌实行暴动的报告，决定立即发动南昌起义，组织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在武昌郊外与邓颖超匆匆话别，赶赴南昌负责领导起义。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危急的情况下，为挽救革命作出的第一声响亮的回答。起义虽是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举行的，但却是中共第一次独立领导的军事行动，标志着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因此，后来将这一天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同时，中央还决定举行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以牵制敌人兵力。在南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武汉各行业7万余名工人举行了总同盟罢工。其中汉阳兵工厂的罢工在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坚持了两个星期。武汉工人“八二”总同盟罢工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工人阶级奋起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英勇斗争，它显示了武汉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政治上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达到了响应南昌起义的目的。

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举行。会议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和瞿秋白的报告，讨论、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及一些决议案，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大革命失败前即在武汉提出“上山”思想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发言，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八七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告全党党员书，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对动员、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革命面临失败的形势下坚持革命斗争，起了重大作用，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邓小平当年是中共中央秘书，他协助瞿秋白、李维汉等筹备并参加了八七会议。就是这次在武汉，他将自己的名字由邓希贤改为邓小平，并由此跨入了中央机关。武汉的这段经历对邓小平一生有着重要影响。

由于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强调攻占中心城市及工人运动的决定意义，武汉在全党工作中仍处于较重要的地位。1927年10月中央机关离汉迁沪后，于同年底和1930年在汉设立过两届中共中央长江局。几年间武汉党组织一直处于空前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始终坚持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1927年11月桂系军阀统治湖北武汉后，胡宗铎、陶钧疯狂叫嚣“宁肯错杀三万市民，不留一个C·P”。龟蛇两岸黑云压城。从1928年至1929年，党在武汉的省、市级组织接连遭受了四次大破坏。其中1928年春的一次大破坏，牵连到党的省、市委和以下各级党组织、工会组织及全部团组织，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党、团干部即达310余人。汉口济生堂广坪、余记里广坪、武昌文昌门外和震寰纱厂附近均成为国民党当局的杀人屠场。

夏明翰、向警予、邓雅声、唐鉴、魏人镜等著名烈士就是1928年春在武汉遇难的。夏明翰曾提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参与发动秋收起义，后来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幸在武汉被敌人逮捕，临刑前挥笔写就了成为千古绝唱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向警予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在党的二大上，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被捕时是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报》的主笔。五一劳动节清晨，向警予慷慨赴死，一路高呼革命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共产党人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革命气节。不少壮志未酬的烈士，在就义前留下了遗书，展示了革命者高尚的品德，圣洁的心灵，坚定的信念和视死如归的精神：

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卓恺泽在牺牲前4天给父母留下了绝笔书：人总不免一死。我生时因奔走各地，不克对我亲爱的父母有很好的物质与精神的安慰，但我想，明白的父母决不会责我恨我。“为公忘私”，“为国忘家”是古有名训的。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由董必武介绍加入共产党的何羽道烈士在敌人要他交待党组织名单的纸上写下了爱憎分明的遗言：吾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祖国为人民而牺牲，死固宜也。国民党反动派之大屠杀，不过逞一时之快耳。兴中国者，其唯共产党乎！

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武昌市临委书记的魏人镜烈士殉难后，亲属从他的衣装中寻到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下了这样一首就义诗：夜台犹有钢筋骨，地下更加奋斗争。寄语党中诸勇士，砍头枪毙莫灰心。

中共京汉路南段特委书记邓雅声就义时家中尚有“高堂老母、芳年弱妹，红闺少妇，黄口孤女”，然烈士在遗书中写道：“求仁得仁，抑又何怨？！”，“今日之死，是所甚愿”。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唐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挥毫写下了“继续奋斗”四个大字赠给爱妻，从容走向刑场。大批革命烈士的流血牺牲，反映出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武汉的城市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但这段时间周边郊县的武装斗争却逐步取得了一定成效。1927年底，黄麻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遭强敌进攻受挫后，坚持从实际出发，转入木兰山区坚持游击斗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不久在鄂豫边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为后来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此后两年多时间里，武汉郊县农村的党组织及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将中央“实行游击战争之策略”、“形成大小的割据局面”的方针与本地的实际结合起来，分别建立了隶属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王班、梅林两小块苏区，隶属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以侏儒山为中心的汉阳苏区，隶属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陂苏区和黄冈西乡苏区。苏区人民踊跃参战参军。李先念、徐海东、刘华清等人就是这一时期在武汉郊县黄陂等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0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已在全国建立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湖北及周边省区的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三大革命根据地形成后，相互呼应，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武汉构成严重威胁。同时武汉工人运动也逐步走向复兴。随着局势的好转，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等之间爆发了空前规模的新军阀大战。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中国革命斗争已走向平衡发展，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于是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强调组织武汉暴动是“中心任务”，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根据中央的部署，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总行委直接指挥武汉暴动。由于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和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武汉的严密控制，武汉暴动流产，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计划严重受挫，地方农民暴动未能发动起来。在组织武汉暴动过程中，党的组织迭遭破坏，工人斗争再次受到摧残。

1931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以后，武汉地区党的组织更遭严重破坏。从1931年夏至1936年春，除1932年建立过一届短暂的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武汉地区党组织呈空白状态。武汉郊县的几小块红色区域也于1932年前后随着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丧失而丧失。仅有黄陂县党组织建立的党、政、军合一的武装便衣队，将游击战争坚持到1935年；李紫等地的党组织在苏区被敌占领后，转移到今新洲横坡坳一带坚持斗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侵占中国东三省后，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从而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同年12月9日，富有革命传统的北平学生万余人举行了抗日游行大示威，遭到反动军警镇压。在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中，武汉学生以北平学生为榜样，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在江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高潮过去后，武汉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未能掀起声势较大的抗日活动。直至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才出现新的局面。

从1927年到1937年，是武汉党组织历经曲折、艰苦备尝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在国统区实行白色恐怖，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实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又因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武汉党组织连续遭受严重破坏，党的力量几乎丧失殆尽。可是，武汉地区的共产党人在险恶的环境中，英勇抗争，始终表现出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体现了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支支悲壮动人的白区斗争之歌。

四、抗战初期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与沦陷时期武汉周边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寇深祸亟之时，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决定捐嫌释怨，共同对付民族大敌。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情绪，激荡于万里江山。同年12月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主要党政军机关和首脑人物留驻武汉，各党派领袖人物和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汇聚江城。从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武汉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早在淞沪抗战期间即预见到“上海失去后，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的中国共产党也派出强大阵容来到武汉。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组织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不久，两个组织合为一个，对内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为成员，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12月18日，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人抵达武汉。在穷乡僻壤苦斗了10年的共产党人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大都市。以后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此走出长期被封锁和隔绝的狭小范围，从苏区转向全国，争取了党在全国的公开地位。长江局机关和中共代表团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内。武汉八办是董必武1937年10月下旬来汉设立的，原在安仁里2号。同年12月搬到汉口原日租界128街89号（现汉口长春街57号）大石洋行大楼内办公。因为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这里竖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由此吸引了无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在刀光血影中窒息了10年之久的武汉，渐渐恢复了它在北伐时期的生气。抗日救亡洪波涌动，巍巍江城雄风再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武汉这一政治舞台，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开拓出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崭新局面。

在武汉，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继续进行着艰难的谈判，保持着频繁的接触与协商，巩固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等人多次向蒋介石传达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对战局形势的分析和预见，对国民党的建议和要求，推动国民党走向全面抗战，并把国民党的意见和动向及时报告给延安。

抗战初期的武汉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指挥中枢。1937年底，董必武主持建立了中共湖北省工委，由郭述申任书记。此后，武汉地区的党组织健康发展。在武汉八办的会议室里，长江局多次研讨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出过许多指示，发展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南中国的各级组织。这里接待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指导推动南方各省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威震江南的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组建。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在汉召集了军部机关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军部在大和街26号挂牌办公。不久军部迁往南昌，集中各部，开赴前线，东进抗日。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在武汉广交朋友，广泛开展了对国民党上层人士、国民党内民主派、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各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形成了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团结抗战的局面，也为他们中很多人以后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不少人就是通过接触周恩来等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救国抱负和革命目标、艰辛工作和高尚品德。广西学生军多次邀请周恩来、叶剑英、王明、博古等人演讲；黄绍竑去浙江任省政府主席，行前请周恩来派人相助；滇军184师师长张冲拜会叶剑英，要求中共派党员、青年到该师工作……在许多人眼里，中共是一支充满朝气、活力、希望的力量。董必武对湖北省政府中的一些要人多次访谈，使湖北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的抗日地位，并在培养抗日游击干部和地方建设人才，组织民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方面，与共产党人进行了真诚合作，在湖北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长江局还在武汉开展了对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工作和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争取世界各国在物资上、道义上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援助。在常驻汉口的外国朋友中，周恩来不仅同斯诺、史沫特莱、鹿地亘夫妇、爱泼斯坦有着密切联系，还接见过著名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等率领的援华医疗队。这些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武汉了解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随后前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踏上了战斗的征程。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这份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报纸，是中共宣传抗日主张、联系各界群众、发展统一战线，推动救亡运动的重要武器。发行量最多时达3万多份。汉口民意一街大陆里4—9号，是《新华日报》的诞生地，从这里走出了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当年4月，张国焘乘祭黄帝陵之机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潜往武汉。周恩来耐心说服教育，批评斗争，张国焘却置若罔闻，投向了国民党。在随后召开的长江局机关支部大会上，周恩来组织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详细介绍了张国焘从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发展到叛党的经过，教育全体党员在统一战线的工作环境中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阶级觉悟，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此后，长江局及所属各级党组织利用这一事件，对全体党员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

1938年，是一个垂危的民族振奋的年代，是一个被称为一盘散沙的民族团结起来的年代。由于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和一大批充满高昂抗战激情、英勇献身精神的爱国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武汉，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了政治部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大江两岸一时社团林立，刊物竟生，创作繁富，演出活跃；不仅出版了《抗到底》、《救中国》、《战时青年》、《抗战文艺》、《全民抗战》等上百种综合性抗日期刊，拥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中国工人抗敌总筹备会等声名远播、人数众多的大型救亡团体，尤以抗日文化宣传活动最具影响与特色。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武汉连续举行过“抗战扩大宣传周”、“雪耻兵役扩大宣传周”、“战时节约宣传周”等大型宣传活动。进步的中国文化界充分利用报刊、演讲、歌咏、美术、戏剧、电影、游行等各种形式，大造救亡舆论，用热情和心血浇灌出抗日救亡的鲜花，耕耘出一片片全民抗战的绿洲；并由此形成了向整个国统区的有力辐射，使千百万人民群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七七”抗战周年前夕，三厅决定组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决定把募捐筹款的献金活动作为主要内容。献金活动从7月7日开始。这天上午，分别设在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孙中山铜像前、江汉关右首、世界影剧院门口、中山大道水塔下及汉阳东门码头的6座献金台周围人山人海，武汉各界民众争先恐后地前来献金。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这次献金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也是积极参加者。献金的第三天下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全体成员组成的“中共献金团”来到江汉关献金台前。周恩来将他在军委会政治部所得一月薪金240元献出，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等7位国民参政员献出7月份的薪金共2450元，叶剑英、李克农、钱之光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20多位同志都捐献了一个月的薪金。坚持在战火中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全体将士也委托“中共献金团”捐出节食素餐省下来的伙食费1000元。此外，民族工商业者积极捐资，许多外国友人也慷慨捐款。在武汉“七七”献金运动的影响下，重庆、长沙、广州等中国南部各大城市的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及海外华侨，均群起献金。“七七”献金活动，不仅在经济上为中国军队募集到一大批捐款，更在政治上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抗日救亡大动员。《新华日报》赞扬“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

1938年的武汉是日本帝国主义攻占南京后的首要战略目标。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为了控制中原腹地，进而使中国屈服，日军集中14个师团、300多架飞机、100多艘舰艇，共计40万左右兵力，全力攻占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则调集120个师，约100万人，以武汉为轴心，沿大别山、鄱阳湖及长江两岸组织起防御体系，阻止和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武汉保卫战。

1938年6月至10月，在苏北、皖西、赣北、鄂东、豫南、鄂中和湘北纵横千里的土地上，广大爱国将士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以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防线，顶住日军飞机、大炮、坦克、军舰、毒气的陆海空立体式强攻硬打。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搏杀，这是一段鲜血浸透的历史，这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投兵最多、战线最长、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大会战。参加武汉外围战的中国官兵虽浴血奋战，为保卫武汉作出了重大牺牲，仍未能抵挡住日军的节节进攻。10月中旬后，日军在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麓已形成对武汉的三面包围。

10月24日，著名的中山舰在武昌金口水域遭6架日机扫射轰炸。中山舰全体官兵奋力抗争，击落日机2架。交战中舰体遭受重创，于15时50分沉没于大军山附近江底。一代名舰及以舰长萨师俊为首的25名官兵壮烈殉国。

在日本侵略军逼近武汉时，10月23日，朱德总司令飞临武汉，就八路军编制、装备、给养等问题与国民党蒋介石会谈。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共产党员一直坚持到最后才撤离武汉。为保存力量，坚持持久抗战，中国军队25日撤出武汉。武汉随之沦陷。日军为攻占武汉付出了4万之众伤亡的代价，再也无力发动大的战略进攻。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多月，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军速胜中国的妄想，成为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0月，武汉作为中国实际的战时首都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指挥中心约一年时间，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一页。这一年在抗日战争史上是坚持战略防御阶段准备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一年，在国共关系史上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双方关系最为融洽的一年。同时，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南部中国党的组织大发展，群众队伍大发动，统战工作大开展的一年。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在武汉的工作不仅掀起了当时的抗战高潮，还为以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奠定了思想、组织、群众基础，对抗日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影响。武汉失守后，城区党组织基本上全部撤离；郊县党组织进行了调整与重组，并在此后几年间不断进行打破原行政区划的演变。各郊县抗日游击武装自1938年10月后纷纷建立，其中影响较大、成立较早的有武昌的梁湖抗日游击队、樊湖抗日游击大队，汉阳县民众抗日游击队，黄陂的梅店自卫队、陂安南游击队、陂孝县游击中队，新洲和旧街等地党组织领导的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少潭河分队。为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1939年，李先念奉中共中央之命，率领新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向武汉外围挺进。从此，湖北敌后抗战有了生机。这位木匠出身、刚进而立之年的原红四方面军著名将领，曾叱咤风云，指挥过千军万马；而这次带回的部队却只有160人，1挺机枪，90余支步枪。但几年后，李先念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开辟出了一块拥有5万主力部队，30万民兵武装，9万平方公里国土，以湖北为主体的鄂豫边抗日根据地。

李先念率领的这支部队在发展过程中先后易名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武汉郊县党组织掌握的游击武装纷纷汇入这支由党统一领导的人民军队之中。几年间，李先念所部先后抗击和牵制了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对日伪的主要战斗达1200多次，其中在武汉周边地区进行的有著名的汉阳侏儒山战役和袭击青山日军机场的战斗。新四军五师司政机关曾设在黄陂姚家山。新四军五师在深入鄂中、东进鄂东、挺进鄂南的过程中，同武汉郊县党组织及所掌握的地方抗日游击武装以及邻县的党组织、抗日游击武装一起，先后在武汉周边开辟了陂安南、陂孝礼、涨渡湖、汉孝陂、汉沔、咸武鄂、武鄂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全方位形成了五师与鄂豫边区战略包围武汉的内层包围圈。这个内层包围圈的开创和形成，极大地威胁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屯兵最密集的战略基地和作战策源地武汉，迫使日军分散兵力，两面作战，从而牵制和削弱了日伪军有生力量，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起到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以及直接的战役、战斗配合作用。

1945年春，新四军五师活动于鄂、豫、皖、湘、赣几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形成了对武汉的多层战略包围圈，由武汉各周边郊县根据地形成的内层包围圈更是不断紧缩，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同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及8月8日苏军对日作战，使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中共中央电令新四军五师集中主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五师与鄂豫边区党委为做好武汉这一华中重镇的受降和接管工作，专门成立了武汉工作委员会、武汉解放委员会和武汉解放军司令部。但由于此时国民党蒋介石一面命令全国所有日、伪军“坚守原地”，等待国民党部队受降，一面将其避战于大后方的部队昼夜不停地运往各城市，抢夺胜利果实，造成国内形势急骤变化。因而8月15日，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五师：“内战迫切，你们所处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应付内战。”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的喜讯传来，武汉郊县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9月18日，国民党第六战区长官孙蔚如等在汉口中山公园内的“受降堂”接受日军第六方面军事先商洽好的投降。武汉市民自发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和欢庆活动。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包括武汉地区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取得的。在抗战初期，战斗在武汉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忠实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决议，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把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千百万民众组织起来，巩固和发展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统一战线中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的模范，开创了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在武汉沦陷后的漫长的斗争岁月里，武汉各郊县党组织组建和发展抗日武装，在复杂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开展游击活动，和邻县的党组织、革命武装一起，创建了一块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的军民同仇敌忾，英勇奋战，舍生忘死，艰苦备尝，多次粉碎日伪军的进攻，使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包围和反攻驻汉日军的基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大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开辟第二条战线，迎接武汉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集团则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这是一个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前途。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新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从1945年9月起，国民党军置多个停战协议于不顾，不断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至1946年4月，中原地区形势已异常危急。5月5日，周恩来为谋求和平来到阔别八年的武汉，与国民党代表徐永昌，美方代表白鲁德组成三人小组，前往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驻地宣化店调处两军冲突。5月9日三人小组回到汉口，又就停止中原内战问题举行了一轮艰苦的谈判。10日下午3时，三人小组在汉口杨森花园（今惠济路39号）正式签署了《汉口协议》，力求避免和制止中原内战爆发。《汉口协定》为中原部队突围争取了时间。

《汉口协定》墨迹未干，6月26日，国民党22万大军开始围攻中原解放区，把没过上一年和平日子的中国人民又推入内战的血海之中。中原局机关和中原军区主力开始了气壮山河的中原突围。武汉郊县各解放区党员干部大都随主力部队转移，市郊及外围解放区基本丧失。此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了向武汉派遣力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一工作是从1945年10月开始的。鉴于在长达七年的日伪统治时期，党在武汉的领导机关一直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董必武当时曾对派往武汉工作的同志这样说过：目前武汉是块沙漠，党还没有深深扎下根。你们返回武汉的人就是“垦荒”队员，去开垦这块沙漠，把根深深地扎下去。到1946年4月止，南方局先后派遣4批干部和党员到武汉工作。1947年底到1949年春，中共中央上海局、南京局又从四川、南京、上海、香港、北京、天津等地向武汉派遣了一批党员骨干。

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城工部、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以及环布于武汉周边的几个解放区（江汉解放区，鄂豫解放区等）的各级党委城工部也根据党中央加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精神，向武汉派遣力量。1947年夏秋中共中央中原局城工部重组后，统一领导了武汉周围各解放区对城市的派遣工作，从而形成了解放战争后期武汉地下斗争的又一支重要力量。这些派到武汉的党员正确执行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努力“勤学、勤业、勤交友”，十分注意“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努力，他们分别在铁路、邮电、水电、纺织、军工、学校、工商、金融、政府机关、军、警、法院、税务等部门找到了合法的社会职业，站稳了脚跟，为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武汉城市工作奠定了基础。

1947年初，全国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取得了主动；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特别是1946年12月爆发的北平学生运动及其向全国各大城市的发展，标志着国统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和中国境内“第二条战线”的形成。武汉党组织根据全国形势和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发动群众，不断掀起反饥饿、反压迫的爱国民主运动浪潮。其中以1947年声援武大“六一”惨案和武汉被服厂“一一·七”血案的斗争规模最大，影响最广。1947年，南京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爱国学生及市民的“五二O”惨案。武汉各校师生闻讯后群情激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及声援南京人民的游行示威，并冲击了阻碍学生爱国行动的湖北省政府。5月底，华北学联发出于6月2日举行全国性总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动的号召，国民党最高当局对此严加防范，竟密令各地从6月1日开始进行全国性的大逮捕。6月1日凌晨3时，武汉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宪兵、警察、特务们分乘8辆汽车冲进武汉大学，包围了各处师生宿舍，拿出黑名单四处搜捕，将十几名学生和教师捆绑着押上了卡车。黎明时分，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怒，纷纷冲出宿舍，围住汽车解救自己的学友与师长。双方冲突中，国民党军竟动用了手枪、步枪、机关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师生。倾刻间，珞珈山上硝烟弥漫，学士路畔弹雨横飞，陈如丰、黄鸣岗、王杰德三名学生当场中弹身亡，另有多名学生受伤。武大“六一”惨案发生后，武汉地下党负责人当天赶到学校了解情况，提出了对敌斗争的6条意见。武大党组织的核心小组成员与武大各进步社团及教师代表迅速组成了“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向当局提出惩办凶手、释放被捕师生、公葬死难同学、抚恤死者家属等要求。武汉大学的师生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巧妙地把“六一”惨案的真相公诸于世，中外舆论一片哗然。武汉行辕被迫接受了武大师生的正义要求。武汉警备司令彭善因此而被蒋介石“撤职查办”。

1947年6月到8月，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重大转折。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已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已由解放区扩展到国统区，武汉更是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慑之下。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南下，同时为了更广泛深入地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1947年10月下旬，由曾惇任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由刘实任书记的中共武汉市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省工委主要负责武汉市和湖北省境内长江两岸城市党的工作，市工委主要负责武汉市区范围党的工作。全国学生运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反内战、反压迫、要吃饭、要活命”是这一时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武汉工人最强烈的呼声。罢工、怠工斗争像燎原烈火一样蔓延武汉三镇，武汉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是怨声载道，忍无可忍。据国民党汉口市政府统计，1947年全年共发生工潮219起，几乎波及到所有的行业和工厂，参加斗争的工人多达18.37万人次。国民党当局为此抛出一个个杀气腾腾的制裁禁令。1947年11月7日，当不满压榨虐待的国民政府军政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武汉被服厂工人结队前往武汉行辕请愿时，厂方竟派厂警沿途追杀工人，当场打死工人丁海泉、蔡绍倪，打伤工人3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一·七”血案。中共武汉市工委负责人迅速与该厂的工运积极分子取得联系，组织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并发动全市工人和各界人士展开声援活动。11月16日，在国民党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全部条件后，武汉党组织指导武汉被服厂工人按地方习俗为死难工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摇独龙送葬”活动。工人们抬着棺木，举着花圈、挽联和烈士的血衣、血照，浩浩荡荡从硚口出发，沿中山大道缓缓行进，穿越汉口市区一直走到江岸火车站。沿途观者如云，人山人海。这种特别的出殡仪式，实质上是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武汉工人在处理“一一·七”血案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1948年7月，中共上海局作出决定，撤销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武汉市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武汉市委，曾惇任书记。至解放前夕，党在武汉的各条战线和一些重要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普遍建立了党组织或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市委所属党员达460余人。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根据南线战局的整个形势和蒋桂的矛盾，采取正确的军事战略，令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2兵团先行南下，夺取信阳、花园、孝感后，逼近武汉，休整待命。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长江天险；当获悉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已作退守湖南、经营广西之打算后，遂决定对武汉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完整地接管武汉。包围武汉的部队有意网开一面，让白南撤。在迎接解放的前夜，武汉党组织和武汉周围各级党委城工部在汉所属力量利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默契配合，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对在汉国民党党政军的一些头目，特别是对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武昌市政府及省、市警察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策反工作，促其转向人民；并动员武汉工商、科技、文教、金融等各界知名人士留汉迎接解放。一批留汉的知名人士和技术人员，在武汉解放后恢复生产，建设城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开展调查研究，迅速掌握了武汉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资料和情报，并将这些宝贵资料秘密送往解放区，编入《城市军管手册》、《武汉调查》。这些汇编成册的资料后来都发给了南下大军，对顺利完成武汉城市接管起了很大作用。三、动员各界力量，成立各种名义的“应变”团体，反搬迁，反破坏，护厂护校，基本上阻止了白崇禧南逃时的破坏计划，较好地保护了城市，维护了“真空时期”的社会治安。

1949年5月上旬，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与江汉军区部队配合，开始扫清国民党军队设置在武汉外围的各个据点，从东、北、西三方面向武汉国民党守军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白崇禧眼看败局已定，遂决定放弃武汉。至5月15日，解放武汉的各路劲旅已拔掉武汉外围敌人的所有据点。其中第四十军一五三师西进葛店直指武昌。同一天，受中共政策的长期影响及中原局城工人员的有效策反，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2万余人在金口起义，加速了解放武汉的进程。在江北，位于汉口正面的第四十军一一八师攻占了汉口郊外的标子湾、刘家庙一线，并向滠口方向推进。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此时也占领了蔡甸。至此，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离武汉市区都只有一步之遥。这天下午4时，白崇禧乘机仓惶南逃。当晚，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率部向南逃窜。江城武汉，进入短暂的“真空”时期。中共武汉市委和党的各级城工部所属人员纷纷行动起来，张贴通告，维持治安，赶印“武汉解放”的号外，投入迎接武汉解放的战斗。

5月16日上午，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分别派出工人、学生、商民代表前往市郊岱家山迎接解放军。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在师长邓岳、政委李伯秋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汉口市区。武汉人民倾城出动，迎接亲人解放军。在目睹了武汉近百年历史的江汉关钟楼上，由地下党员刘虹等几位女同志连夜赶制的红旗，高高飘扬。

5月17日，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在司令员李人林的率领下从蔡甸进入汉阳县城。同日下午，第四十军一五三师从葛店进入武昌市区。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解放。武汉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反动统治所进行的英勇机智的斗争，富有成效地配合与策应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终于使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武汉人民从此与黑暗屈辱的历史彻底告别，张开双臂迎接和拥抱新生活的太阳。从党的创建到人民共和国成立，武汉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深厚的革命基础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承载过前所未有的负重，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30年艰难曲折，奋勇前行；30年波澜壮阔，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武汉和整个中华大地上30年浴血奋斗所创造的伟大业绩和所体现的崇高革命精神，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党的队伍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并始终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因而才能在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斗争和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地区的广大党员在各条战线上与全市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保证了国家“一五”计划确定的“武”字头重点企业的建成和“二五”工业计划规定的主要任务的完成；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由于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抗争，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武汉市党组织在艰苦的探索中解放思想，站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头，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创下“全国第一”的重大改革举措；特别是近几年来，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主攻工业，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思路，坚持“四个优先”和提升“四力”的工作方针，团结拼搏，开拓进取，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成就。武汉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们武汉市的全体党员干部就一定要自觉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胸怀全局、心系群众，与进俱进，勇于创新，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前进，为武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实现在中部地区崛起而努力奋斗，为鲜红的党旗、为武汉光荣的历史增添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