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在武汉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大革命时期，刘少奇从广州来到武汉，掀起了武汉工人罢工运动风潮，领导武汉工人，支持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在革命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仍主张坚持工人革命斗争。刘少奇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文化名城武汉，留下了光辉的历史足迹。

掀起武汉工人罢工运动风潮

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胜利攻占武汉，武汉将很快成为全国革命中心。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从各地抽调大批干部至武汉工作。28岁的刘少奇奉命抵汉，他是准备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来武汉作准备。

汉口友益街尚德里16号是一座欧式楼房，坐南朝北，门前有院子，在楼顶平台上可以眺望四周景物。这里原来是军阀霸占武汉人力车夫会所后修建的私宅，现在是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办公地。它对面的尚德里4号楼是刘少奇、李立三、项英等工会领导人的住处。

此时的武汉，各工厂、各行业的工会及工会联合会亟待迅速恢复，各业工人也急盼趁着胜利到来的时机为争取改善经济、政治待遇而举行罢工斗争。

一到汉口，刘少奇不顾疲劳，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10月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在武汉的各委员开会，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秘书长，并确定汉口办事处管辖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会，直接领导六省的工人运动。同时，刘少奇还担任湖北全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劳资争议委员会委员长。

为了动员工人群众投入到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身兼数职的刘少奇深入到武汉的工厂、码头、铁路、邮务与工人、店员、海员以及人力车夫等各行各业的工人群众中，调查了解工人生活状况、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状况和工会组织状况。

为了加强武汉地区工会的组织建设，刘少奇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省市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中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从12月26日到28日，利用三个晚上，挑灯夜战，连续撰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本组织》等三本小册子，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健全和巩固工会组织、加强和改善工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而且为解决工会中各种具体问题制定了126条规定，回答和解决了工人组织进一步发展、巩固和壮大的问题。若干年后，不少研究工会的专家学者这样认为：这三本小册子，明确提出和解决了当时工会建设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中国工人运动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文献。

为了适应武汉地区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在刘少奇等人的具体领导下，湖北全省总工会于1926年冬天在武昌、汉口两地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以培养大批的工运骨干分子。刘少奇亲自讲授工会组织工作、工会经济问题等课程。工人运动讲习所先后举办了两期，经过短期训练后的学员，大部分被派往湖北各县市和武汉各工会开展工作，其中许多人工作“成绩斐然”，对武汉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刘少奇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1926年12月底武汉已成立200多个工会，其中邮务、店员、码头、海员等会员人数较多的工会还相继成立了总工会。之后，武汉五金业、印务、市政、蛋业、洋务、燃料业、衣着业、装璜业、制革业、烟业、棉业等行业也成立了总工会、至1927年3月，武汉又相继成立了车夫总工会、烟厂总工会、纺织总工会、印务总工会、木船总工会、洋务总工会。至1927年5月，湖北全省产业、行业和县市工会发展到376个，工会会员发展到51万人，占全国280万多工会会员1/6强，成为全国工会会员最多的地区之一。

刘少奇直接领导汉口英美烟厂工人罢工、湖北全省邮务职工罢工。刘少奇撰写《怎样罢工》一文，指出：罢工是工人的武器，但必须谨慎地使用它。在罢工中，英国资本家扬言：“如不复工，就宣布停产关厂，全厂3800多名华工全部辞退，我将资产转走，看你们再到哪里找工作?”企图以此来威胁工人复工。刘少奇发动全市各界捐资援助坚持斗争的烟厂工人，在全省全市开展“抵制英货、拒用英钞、不为英人服务”的斗争。在这种有力的支持下，烟厂工人斗志昂扬，决心不胜利决不复工，罢工坚持了一个月，给英国资本家造成很大损失。最后，英资方不得不答应烟厂工人提出的各项要求。

之后，湖北全省邮务职工举行大罢工，把斗争矛头直指英帝国主义在邮局的代理人——邮务长、邮局监察和巡员。刘少奇为罢工工人拟定了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及撤换反动巡员等11条要求，并组织工人揭露邮务当局妄图破坏工会组织、分裂工人队伍、阻止罢工进行的阴谋。罢工仅三天就使邮务当局害怕了，只得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此后，在湖北全省总工会和刘少奇等人的正确领导下，汉口海员工人、码头工人要求英、日资本家增加工资的罢工，洋务工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尊重人格的罢工均取得了胜利，武汉地区的工人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斗争高潮，开始在武汉及整个湖北地区形成。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的指导下，汉阳地区总工会率先召开工人代表会，接着武汉码头总工会代表会、木船总工会代表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代表大会、武汉店员总工会代表大会相继召开。身为全总汉口办事处秘书长的刘少奇承担着更多的组织责任，他不辞劳苦，参加各处工人集会，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向工人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鼓励工人群众努力革命，把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大旗扛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武汉地区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健康蓬勃地发展起来。

为了把工人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组织和检阅工人队伍的力量，制定在高潮形势下的工运斗争策略和方法，湖北全省总工会于1927年元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作了关于工会组织问题和修改湖北全省总工会章程的报告。经过代表们的热烈讨论，报告获得大会一致通过，最后形成两个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湖北全省总工会章程》。会议指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需要各级工会给以正确的指导，“武汉各工会及总工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使工会在群众中建立稳固的基础”，积极“发展全省工人的组织，统一工会运动，并整理工会之组织”。

这次大会的召开，为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进一步高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标志着湖北工会组织进入了空前发展的新时期。

领导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

1927年1月1日和2日，武汉市各界人民隆重举行“贺北伐革命胜利、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庆祝活动。市内街头巷尾，港口码头，到处张灯结彩、锦旗飘扬，到处是欢乐的人群。

3日下午，武汉各界人民继续以各种形式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宣传队来到汉口江汉关前英租界附近的苗家码头宣传演讲，控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一时间听众云集，大半是码头、人力车和海员工人，现场气氛活跃，秩序井然。英国租界当局对此如芒刺在背，即命印度籍巡捕持棒越界肆意挑衅，寻机驱散听众，赶走宣传队。听众和宣传队知其滋事，但因演讲场所不在租界之内，所以不予理睬，演讲继续进行。不一会儿，停靠在江边的英国军舰上的一队武装水兵也奉命持枪登岸，冲入赤手空拳的听众当中，先用枪托击打，随后用刺刀乱戳。海员工人李大生腹部洞穿，“血流遍地，命在旦夕”。码头工人宿明生，海员工人方汉生、人力车工人祝香山、张文贵等均受重伤，轻伤者30余人。

面对英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目睹自己的工友和同胞惨遭杀戮，在场群众再也压抑不住仇恨的怒火，成千上万的群众顿时掀翻了租界铁丝网，如同怒涛冲决堤坝一般，势不可当地冲入了英租界。在愤怒的中国人民面前，英国水兵理屈胆寒，不得不步步后退到军港堤口，并在日清银行、汇丰银行等高层建筑上架起了10余挺机枪。这时，江中英舰上的水兵不断涌上岸来，美国军舰也向岸边移动，法、日等国所谓的租界“义勇队”也急忙赶来，这些平时恣意横行的帝国主义列强，准备联手残害中国人民，局势十分危急。

就在一场更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将要发生的紧急关头，正在召开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当即与李立三、许白昊等赶赴现场，劝阻群众“暂停前进，避免流血”，分散人群，并带领出席大会的部分代表和工人纠察队到英租界，抗议英水兵残杀中国同胞的罪行。经过刘少奇和省总工会代表以及随后赶来的国民政府代表、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等人的反复耐心劝说，群众才强压怒火，顾全大局，退出了租界。

当晚，湖北全省总工会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以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发出的《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的决议》，提出收回汉口英租界对英斗争六项要求：1、请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2、租界未收回前，要求英当局拆除电网、沙垒及各种军事准备建筑物；3、不准干涉中国人言论、出版、集会、游行和演讲的自由；4、撤退在华英舰，不准外国在华驻军，由市公安局派警维持租界秩序；5、赔偿惨案死伤损失，严惩杀人凶手，肇事凶手交送我政府办处；6、要求英政府向我政府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当晚，刘少奇等人将《决议》送达武汉国民政府，代表全省30万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向政府提出坚决反对英帝暴行，要求收回汉口英租界，取消英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

4日晨，刘少奇得悉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向英方提出的抗议迟迟无结果时，急忙与李立三商议，决定扩大抗议行动。上午，刘少奇、李立三以省总工会名义邀请武汉农工商学各界200多个团体的500多名代表，在汉口华商总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讨论对英斗争。会议在省总工会代表会所提6条《决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收回海关、取消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等内容，共为“八项条件”，请政府限英72小时内作出答复，否则，请政府封锁英界，收回英界，收回关税，不负在华英人治安责任。联席会议并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要求：1、立即收回英国租界；2、立即收回海关；3、立即取消英轮在中国之内河航行权；4、立即撤销英人在华领事裁判权。会后，刘少奇等省总工会领导人代表会合各界，再次来到武汉国民政府递交了“八项条件”，请政府与英交涉。

英国领事起初气焰嚣张，但看到中国人民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国民政府在交涉中态度坚定，不得不暂时撤退驻在租界内的水兵，通知国民政府派出国民革命军3个连队进入租界维持治安。这时，在英租界外沿的大智门、河街、前后花楼的街头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示威民众，他们一步一步向租界挺进。

下午3时许，刘少奇根据国民政府的电话通知，派武汉工人纠察队300余人，到英租界各要路口协助国民革命军维护秩序。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到达后，与愤怒的群众一起，进入租界内高呼“交出杀人凶手”的口号，拆毁界内的电网、沙包和其它街垒，扯去英国“米”字旗，拆除“欧战纪念牌”，捣毁“义勇队”司令部和巡捕房。英国“义勇队”和巡捕在持枪握刀的中国工人纠察队面前，步步退缩，最后仓皇逃到军舰上去了。随后，英舰上的海军陆战队数百人虽然再次离舰登陆，但未敢进入租界，仅在江边拉开戒备架势。

当天，刘少奇亲拟文稿，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指出：“为争得生存，为要求自由，本代表大会誓领导我全省有组织之三十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奋斗到底!”他还赶写并组织印制了《告同胞书》，派人贴满大街小巷。整个武汉三镇都动员起来，成了怒涛汹涌的海洋，成千上万的民众自觉地赶到英租界，声援各业工会组织的游行队伍，人们一起振臂高呼“惩办凶手!打倒英帝!收回租界！”的口号。游行一直持续到晚上。

晚上7时，传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的正式公告：完全接受各界联席会议的要求，“此次对英交涉，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游行群众闻知情绪更加激昂，口号声、欢呼声响彻江城夜空。是夜，国民革命军继续在租界入口处守卫警戒着，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则通宵巡逻在租界每条街道上。

1月5日，刘少奇发布湖北全省总工会的命令：全市各行各业工会组织全体会员举行抗英总同盟罢工、罢市、罢教一天。中午，天下着雨，汉口济生三马路的场地上人潮涌动、人声鼎沸，由全省总工会执行领导，刘少奇具体组织邀请，全市400余各界团体，总计30万人冒雨集合，在这里召开“武汉市民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运动大会”。大会由李立三任总指挥，宣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汉口事件宣言》，号召工人群众和劳苦大众“一致起来，打倒这个一息仅存的英帝国主义侵略者，洗雪我们百数十年来的奇耻大辱”。

大会通过了包括要求收回英租界等内容的决议案及给全国各界团体、各界人士的通电。会后，各界分头进行游行示威，码头工会、海员工会、人力车工会、兵工厂工会、英美烟厂工会等工人游行队伍，分别从湖北街、花楼街、河街及长江水面上(乘船)直向英租界开来。

两股工人游行队伍进入租界后在英工部局大楼前汇合，工人纠察队冲进领事馆，英领事闻讯逃窜。工人纠察队员扯下领事馆里租界最后一面英国“米”字旗，英租界事实上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组成“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英租界。次日，九江人民在汉口胜利收回英租界的鼓舞下，也一举收回了九江英租界。

当天晚上，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在江汉路普海春大酒店招待全省工人代表，刘少奇应邀出席。借此机会，他发表演说，赞扬工人阶级在武汉光复后短短3个月时问里的战斗业绩。他指出，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和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是历史潮流，痛斥英帝“恃其横蛮，屠杀同胞”的滔天罪行，申明工人群众是“为人道计，对英不能不死力反抗”。他强调：革命就是要解除一切束缚，要真正彻底，“现在虽然解除了一部分的束缚，但是还有帝国主义者及未打倒的军阀，仍然向我们进攻”，工人群众和所有革命者“准备我们的头颅、我们的血，往前奋斗”。他的讲话适时地提醒已取得初步胜利的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要提高警惕，坚持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

果然，英帝国主义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除了继续以武力威胁武汉国民政府外，还在其所控制的英文报《楚报》、《自由西报》上攻击中国人民的正义行动，并造谣“英人一到街上行走，就有生命危险”，企图为进一步发动武装侵略制造舆论。为以实际行动反击帝国主义对工人运动的污蔑，1月6日，刘少奇拟定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全市各业工会和全体工友发出的《紧要通告》，要求各工会工友复工，英租界秩序由政府派军警维持管理。全市各级工会领导工友认真执行《通告》要求，英租界秩序很快恢复起来。一位前来实际考察的英国记者曾经报道：“汉口的租界秩序井然，外人可以昼夜在街上行走，不受骚扰，街道与上海租界一样清洁。”

在汉口英租界秩序完全恢复正常，国民政府军警维护管理得当的情况下，刘少奇及时签署湖北全省总工会的命令：“工人纠察队帮助政府维持租界治安之使命胜利完成，鉴于租界秩序管理已完全可以移交政府军警，特命纠察队即日退出英租界并迅速执行。”工人纠察队员根据这一命令退出了英租界。

在工人阶级和各界革命民众的坚决要求和支持下，武汉国民政府在2月19日、20日与英国签订协定，正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结束了英帝国主义在这里长达66年的殖民统治。

临危不惧坚持革命斗争

中国工农运动的不断发展使帝国主义列强十分害怕，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方面继续勾结北洋军阀，一方面在革命阵营内扶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作为其在华利益的新代理人。就在汉口“一•三”惨案发生的当天，蒋介石在南昌明确表态：如在此事件的压力下，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断然采取“左倾”行动（即答应民众提出的“八项条件”），南昌方面就将公开组织另一个能与英、美友人协商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他污蔑工人运动是“无知暴民横行不法”，并于1月19日召见英、美有关方面人员说：“介石将负责保护外国人在华的财产和权利，各国领事今后遇事可向南昌提出申诉”。

刘少奇坚决反对蒋介石对工人运动的污蔑。2月初，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运动讲习所开课的第一天，他向全省听课的工会骨干说：“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是中国民众的死敌，我们工人在反帝反封斗争中最简单的有效办法，就是罢工、游行、示威，从经济上造成反革命实力的损伤，故无工农运动的支持，北伐战争岂能速胜？”他抨击蒋介石的论调，说：“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是实际奋斗之领导者”，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远非摇头口讲者所能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工人运动摇头的蒋介石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3月6日，省总工会召开全市工人学校教工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中国职工运动过去、现在及策略》的长篇报告。他反复强调：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革命斗争的任务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任何动摇依靠工人阶级领导的思想，任何转移斗争目标的言行都是错误的。他特别指出：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应取既合作又斗争的办法，即它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冲突的时候应与之合作，它与敌人妥协转而压迫工人运动的时候应与之坚决斗争。他特别提醒要防备资产阶级的欺骗和出卖。

就在这天，共产党员、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蒋介石指令亲信倪弼秘密杀害。刘少奇闻知后非常悲痛，彻夜未眠，奋笔疾书《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一文，发表在3月17日汉口《国民日报》、《工人导报》等报刊上。文章指出：“现在江西反动派十分猖獗，已经在总司令的面前有军官枪毙工会委员长，这件事的发生，值得国民政府及全国革命民众严重注意。”他认为江西这件事的发生是摧残革命，是革命战线内反革命活动的开始。大家应一致起来奋斗，促使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党部肃清反动派，并竭力援助江西的革命民众，务必达到国民革命之完全成功。

就在刘少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彻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面目。4月12日，他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湖北全省总工会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发出了讨伐蒋介石的通电，列举了蒋介石镇压工人运动、强行解散工人纠察队、破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六大罪状，并表示决心率领全省40万有组织的工人，打倒叛党叛国残杀工人的新军阀蒋介石。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集中讨论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刘少奇在会上陈述了扩大工人运动、壮大工人武装的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

革命形势在继续恶化。

5月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举起叛旗；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率部叛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反革命的血雨腥风阵阵袭来，乌云笼罩着武汉三镇。

面对严峻的时局，刚刚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毫不畏惧，继续带领工人群众进行英勇的斗争。5月19日，刘少奇作为大会主席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声讨夏斗寅大会。这次会议一致要求国民政府拿办夏斗寅，以平公愤。

5月下旬，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在汉口召开的泛太平洋劳动大会。他在大会上向苏联、日本、朝鲜、法国、美国、英国、越南等国的工人代表报告了中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及斗争情况。他说：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极其痛苦，他们深受中外资产阶级的重重压迫，除只有起来斗争外别无他路可走。反动派在采取种种卑劣手段威逼利诱中国工人屈服、妥协，但是反动派的威逼屠杀也好，利诱收买也好，只会更加增长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勇气，我们只有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斗争到底！他的话得到各国工人代表的深刻同情与支持。

6月1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他在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号召民众：对于蒋介石之叛变，朱培德之所为，夏斗寅、杨森、许克祥之叛乱应一致反对!在他的主持下，这次会议作出了《武汉工人目前政治主张》的决议，旗帜鲜明地提出“讨伐蒋介石”、“拿办许克祥”、“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等革命主张。

19日，刘少奇与苏兆征、李立三、项英、林育南、邓中夏、许白昊等人一起，在汉口召开第四届全国劳动大会，准备动员和组织全国工人，团结各阶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破坏和蒋介石的叛变，挽救革命。刘少奇在会务报告中热情赞扬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巨大贡献，怒斥反动派背叛革命的无耻行径，指出：“屠杀是吓不倒工人阶级的，全国工人阶级将更紧密团结起来，踏着死者的血迹前进，为死者报仇雪恨！”27日，他又提出了工会组织问题案，强调：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已进一步与工人阶级的敌人短兵相接，并已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政治的武装斗争，因而工人的武装组织更为重要。这一议案得到了大会的通过。大会最后庄严宣布：“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中国无产阶级将坚持斗争到底”!这充分表明了工人阶级在革命面临严重挫折的形势下，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随着汪精卫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反革命面目日益明显暴露，武汉三镇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要时刻，刘少奇仍以共产党人临危不惧的胆略和气魄，坚持留在武汉，继续领导工会工作。

27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发动反革命事变，大肆散布“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将缴三十五军枪械”的谣言。面对这一严重变局，陈独秀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于28日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

武汉工人纠察队是李立三、刘少奇等湖北总工会领导人费尽心血组建起来的。1927年4月20日，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在汉口血花世界举办工人纠察队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工人纠察队骨干分子，有力地推动了这支工人武装的发展。当时，武汉工人纠察队已有队员5000人，枪3000多条，是中国共产党手中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但是刘少奇不能不执行中央的决定。当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向全市发布《解散纠察队的布告》，声明本会“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

之后，武汉时局进一步迅速恶化。中共中央决定将聚集在武汉的干部实行疏散。刘少奇等全总、省总工会的负责人根据中央的精神，一面通知各区、县和各产业工会干部作好应急准备，一面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陆续秘密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中去，这其中的许多人后来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部分人员几经周折参加了井冈山的斗争，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中发挥了作用。6月29日，何键派兵冲进全市各工会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会干部。此时，在全省总工会及刘少奇等人的努力下，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干部已经转移，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

7月上旬，刘少奇因过度操劳肺病复发，经中共中央批准，离开他英勇战斗了9个月的武汉到庐山养病。

10月，病情略有好转的刘少奇便急不可待地化装成水手，从庐山脚下的星子县乘船秘密到达上海，在白色恐怖中继续从事工人运动。